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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全國一些地方農民負擔出現反彈，而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通過不斷深化鄉鎮管理體制改革，探索著遏制農民負擔反彈的有效辦法—— 三項措施保鄉鎮機構分流精簡 本報記者　杜若原 機構精簡動“手術”一條對應減負的“下降線” 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享有“中國桂花之鄉”的美譽。如今，年年減負，農民們種桂花的積極性更高了。 桂花鎮劉祠村一組村民劉純淦種了兩畝多責任田。過去除了要承擔農業稅外，還要承擔特產稅、三提五統、教育集資等五花八門的稅費。1999年至2000年，劉純淦家每年負擔達328元，每畝負擔120元。農村稅費改革送來一縷春風，2002年，他們家的總負擔減至142元，每畝負擔52元；到今年總負擔更是減至49．3元，每畝不到18元。 農村稅費改革使咸安實現了戶戶減負。1999年，全區農民負擔總額為4473．35萬元，畝平119．8元，人平160．7元；今年，全區核定的農民負擔總額減少到2084．19萬元，畝平和人平負擔分別降至56．7元和66．6元。 農民負擔一降再降，原因何在？因為咸安區有一條與農民減負對應的“下降線”：精簡機構，裁減冗員。從2000年春開始，咸安先后推出13項改革舉措，由財政供養的機構、干部一年比一年少。2000年3月，咸安對全區機關事業單位進行了第一次“大手術”，撤并區直行政機構14個，分流2000多人，清退編外人員214人。2001年初，改革的觸角又伸向鄉鎮，全區鄉鎮辦由21個撤并為12個，精減黨政班子成員104人、財政供養人員484人。 這場鄉鎮管理體制改革，使全區12個鄉鎮內設機構精簡為黨政綜合、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財政稅務4個辦公室；機關工作人員由774名減為341名，比核定編制減少132名，首次出現了編制富余的現象。據當地財政部門測算，近3年來，全區人員分流共節約人員經費3957萬元，節約辦公經費1080萬元。 “五保合一”促保障“干部打工”闖市場 一系列保障分流的舉措 有人說，咸安的鄉鎮管理體制改革，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的確，精減干部近半數，這么大的舉動，卻沒有出現一起找領導說情或上訪、鬧事的現象。干部良好的心理素質從何而來？咸安區委書記宋亞平說：“五保合一”這個“減震器”和“安全網”以及選派干部到沿海打工的舉措，使干部淡化了官本位思想，能冷靜對待個人得失與競爭。 1999年11月，咸安區率先在湖北實施“五保合一”的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在全區所有用人單位，全面推行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和生育保險，從而建立一個實現了統一參保對象、統一費率、統一征繳、統一發放、統一管理“五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截至目前，“五保合一”已覆蓋全區所有438個單位的29950余名干部職工，從根本上解決了分流干部、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的生活保障問題。 “五保合一”為社會穩定和改革發展構建了一個堅實的平臺。2000年以來，咸安區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先后有3000余名干部職工分流。鄉鎮農機站、農技站等“七站八所”事業單位順利轉變成社會中介組織。 有了“五保合一”的社會保障網，分流人員除每月領到210元基本生活費外，其余部分由財政或單位投入全員社會保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在社會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全區有700多名分流人員創辦了90多個實體，500多人外出經商，還有200余人從事個體經營。 2001年開始，咸安區委每年選派一批40歲以下、大專以上學歷的優秀干部到沿海發達地區自謀職業，為期兩年。打工佼佼者歸來后都被委以重任。現在12個鄉鎮新當選的近半數黨委委員，都有一段刻骨銘心的打工經歷。落選的干部也大多平靜地接受了現實。打工干部陳茂紅落選后說：“我此次落選班子成員，很多人以為我會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其實不然。經受打工鍛煉后，我知道了市場經濟的一個規則就是優勝劣汰。” 以服務農民、發展經濟為第一責任 一塊生機勃勃的熱土 采訪途中，記者遇到了賀勝橋鎮黨委書記李平，他剛幫幾戶農民栽完速生豐產林，手上滿是傷痕和血泡。李平感慨地說，鄉鎮干部精減后，現在手頭的工作比往年同期要翻了兩三倍，壓力也比以前增加了好多。咸安區委、區政府深刻地認識到，精簡機構和精減干部，只是在減輕農民負擔方面邁出了一大步；而要從治本上著手，還必須下大力氣轉變鄉鎮職能，鄉鎮干部要以服務農民、發展經濟為第一責任。 桂花鎮因多野生桂花樹而得名，但由于繁殖技術不過關，沒有一戶農民愿意大規模種植桂花，黨委書記鎮權引來了科技人員，制定了每種一畝桂花補助50元苗木費等優惠政策，自己帶頭搞了兩畝桂花苗木示范基地。在干部的帶動下，農民紛紛在地里種起了桂花樹。今春咸安區共銷售桂花苗木300多萬株，收入400多萬元。 過去以收糧收款為主要任務的干部如今走村串戶，為農民充當了“宣傳員”、“信息員”的角色。馬橋鎮濯港村村民潘明厚根據干部提供的信息，扦插了2萬株桂花苗，今年這些樹苗被客商以0．6元一株的價格全部收購，賺了1萬多元。 負擔的減輕，政府和干部的因勢利導，使咸安農民信心倍增，外出打工者成群成群地返回故里。前不久，聽說鎮里要開退耕還林現場會，橫溝橋鎮付橋村黨支部書記佘連生匆匆趕到鎮里反映：“我掐算過，鎮里分到村里的指標不到100畝，可聽鄉親們的口氣，500畝還滿足不了要求。”鎮委副書記黃小洪告訴記者：“現場會上，全鎮4000畝退耕還林計劃分解到各村，沒一個村不說分少了。直到下午兩點，各村的黨支部書記飯都顧不上吃，還在爭指標。” 采訪結束，記者穿行在咸安的鄉野田疇間，放眼望去：一棵棵枝繁葉茂的桂花樹，一片片亭亭玉立的意楊林，一山山郁郁蔥蔥的楠竹……一切都充滿了勃勃生機。 改革措施要配套 胡健 機構臃腫、人員膨脹，“食之者眾，生之者寡”，是鄉鎮機構經費入不敷出，農民負擔過重的重要原因。要確保農村稅費改革到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鄉鎮機構改革和人員分流。如果不同步進行鄉鎮機構改革和人員分流，鄉鎮干部要吃飯，龐大的鄉鎮機構要正常運轉，農民負擔反彈又勢所必然。湖北省咸寧市咸安區正是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經驗。 應該說，全國許多地方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的思路與咸安區相同，即在“減人、減事（機構）、減支”上做文章。但其中一些地方卻又出現農民負擔減輕又反彈的局面。原因就在于改革沒有配套措施，流于形式。如鄉鎮機構人員分流只是簡單的減人，結果只是分流在紙上，分流出去的人員百轉千回仍由財政供養。 而咸安區在人員分流上并不是簡單的減少人員，而是采取了多項配套措施。一是“轉”，為干部辦理“五保合一”，讓有一技之長的“七站八所”工作人員無后顧之憂，敢于下海辦企業，或搞科技示范點。二是“變”，將鄉鎮的涉農部門轉變為經濟服務組織，既分流了人員，又為農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更直接的服務。三是“送”，讓一部分干部出去打工，在發達地區鍛煉本領。正是這些措施，使干部走出去比較“放心”、比較積極，消除了農民負擔反彈的隱患。 咸安區的經驗說明，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單兵突進”，農村稅費改革必須與機構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整體推進，才能從根本上保證改革取得長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