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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曲線”已至“拐點” 我們的黨和政府為解決農民的“減負”、“增收”等問題，出臺了許多政策、法規和文件，明確要求各級黨政領導為此多想辦法、出實效。 然而多少年了？人們仍不斷在各類信息渠道中，獲知某些機構與個人，濫施懲罰，對農民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而另一些享有資金、信息、關系等優勢的“老板”們，或以不付勞酬等手段掠奪農民的血汗錢，或以極低價格對農產品巧取豪奪…… 近些年來，不少地區好容易擺脫了不是“買難”就是“賣難”的循環，又陷入了“越是豐收越笑不起來”的怪圈————農民往往難能摸準和適應市場的“脾氣”，屢遭“種啥啥便宜”而“啥貴啥沒種”的尷尬。還有的因化肥、農藥、農膜等“農資”用量日多及價格上漲，走入“種地越多，越掙不著錢”的境地。 如此，盡管在沿海幾省和其他省的經濟發達地區，出現了一些自然、經濟環境與生活質量決不亞于城市居民的城鎮化“新農村”，但多數農村的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發展水平與城市差距甚大，在急切“思變”的心理驅動下，往往不惜以廉價出讓土地使用權等自然資源為代價“招商引資”，換來的卻有不少是被發達國家和地區淘汰的、質次價高而無市場前景的設備、設施或“項目”！ 如此，我國不少地區“三農”發展的曲線，在“擴大內需”正確方針面前的“短板”形態“顯影”得越發清晰，成為今年兩會上突出的“焦點”和開始“走高”的“拐點”。 弱在“散”強在“合” 近年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已比八十年代成熟和完善得多。隨著加入世貿組織進程，我國經濟的國際化水平和競爭能力也已日見提升。按說，這些都為“三農”的整體解決，提供了大大好于以往的外部環境。 近年來，也有很多的政府官員、學者、專家和兩會代表委員等呼吁，國家有關部門也連續出臺了許多有關對策，推舉出不少讓人看到三農現代化希望的好典型。 然而從總體上還是問題多多并越來越易受到各種“箭傷”——— 一些國際經濟賽場上的“奧林匹克”老手們，憑借其豐富的經驗，以各種非關稅壁壘和貿易保護等限制國內農副產品出口，用各種老道的市場技巧，強勢而快速地占領了我們一些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市場等，就別提了；某些社會腐敗行為，用種種卑劣手段之“箭”亂射“三農”的現象，也別提了；可為什么就連某些“本鄉本土”的基層機構和“圓蓋帽”（比如個別種子站等），也動輒向三農“伸手”或“動手”傷害？————這些不僅媒體已報道甚多，就連近期播出的電視連續劇《劉老根》和《在希望的田野上》，也都活靈活現地反映出來了。 其中原因，可謂紛繁。但歸根結底就是一個字：“散”————我國絕大多數農民在農業生產經營形態上的“散”，不僅注定了他們在國內外市場和某些權勢單位與人物面前的“好欺負”；也注定了會從根本上造成農業與農村的相對弱勢————即使在發達國家，莫說大農場主，就連那些從事跟“農”字有關（或無關）的生產經營與服務貿易公司們，為順利進入市場并成功獲利，都要組成各種協會、商會，以“團隊力量”去“合力打拼”！ 合經組織有作為 誠然，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農民人數過多。因此，近來許多地方政府都在為農民“轉180度”———進城變為“市民”四處奔波。但他們看好的出路，往往并非政策所倡導的“小城鎮”，卻多為大城市。如山西某縣縣委宣傳部老魏就自豪地說，他們為農民打工聯系好的去向，主要是北京、廣州、上海等城市。原因很顯然，那里就業機會多、能掙著錢并獲得較多市場經驗與關系。 另外，許多地方數年前就摸索出“公司＋農戶”或“定單農業”等新模式。但后來發現，兩者互相“賴賬”之事屢有發生。 然而江、浙、魯、粵、皖等不少地區參照發達國家經驗，在國內甚至國外組建的“大農業”概念公司、行業協會和商會，以及在農民與政府、與市場間添加的“經紀人”中介組織環節，因能按消費需求和發展信息，開發大受市場歡迎而經濟效益好的“綠色”、“金色”農業，節地型、無土型、觀光型、設施型以及“勞密型”與“科密型”或“資密型”農業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吸引了大量的社會閑置資金，扶植出能為當地農副產品“精深加工”并已將品牌打響了的企業。　 這些新型的三農“合（作）經（濟）組織”，不僅造就了大批令農民就地“360度”轉為“農業工人”和城鎮市民的崗位；更因實力雄厚，使“農民”不再勢單力薄而易遭“箭”傷，反成善于“借箭”而獲更多發展資源的“草船”。 當然，上述協會和經紀公司等不會一下子發育得盡善盡美。但國際經驗證明，那是三農應對國內外經濟競爭的必要聯合形式。 也當然，所有這些都離不開政府在政策、資金等上的支持和農民“自愿參加”原則。如此，各級政府若能搭建一個類似科技進步“星火”或“火炬”計劃那樣的大型系統工程“項目平臺”以示范、引導，那么，各種利于三農“就地轉化”而不一定都涌向大城市的“合經組織”，勢必能更加穩健快速地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