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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靜、雅和的客廳內，坐在我們對面的這位85歲的老人慈祥、熱誠、精神飽滿，像一個陽光大男孩。
    他就是名震全球的“中國藥用真菌研究之父”、著名真菌學家、首屆山西省食用菌協會會長、曾經擔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山西大學教授——劉波。
    京津求學：國仇盈懷的少年時代
    1927年3月一天，河北省武清縣（現天津武清區）黃花店鎮，有位嬰兒呱呱墜地。
    那時的黃花店，河里的魚特別多，只要用篩子在水中舀一把，就可以撈上一堆。到了冬天，鎮中央的那座3層高的玉皇閣上的風鈴，被風一吹，便叮叮當當響成一片。小劉波就在這波光、魚影和風鈴聲里，一天天地長大。
    然而，蘆溝橋畔的隆隆炮聲，攪碎了這位鄉下孩子平靜、恬淡的童年之夢。“七七”事變后，戰火很快燃到天津衛。1937年7月30日，日軍對南開大學及其附中、附小狂轟亂炸，并向手無寸鐵的難民進行慘無人道的掃射。一時間，天津街頭遍地橫尸。次日，天津淪陷。
    深秋的一天上午，黃花店鎮東口的一片空場院來了一隊鬼子，足有二三百人。這是劉波第一次近距離看到日本人。回家的路上，劉波發現，大街上所有十字路口或隱藏處，都有臥倒的日本兵，爬在機槍旁，怒目注視著行人。后來，他又聽大人們講，祖父劉桐是1900年參加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作戰時戰死的，連遺體都沒找到。幼年的他，已深刻地體驗到了什么叫國恨家仇，什么叫亡國奴。
    第二年，在大興縣青云店經商的父親，將劉波接到他那兒去上學。父親在青云店開了一家酒廠，是前店后場，算是當地最大的企業。鎮西頭駐扎著一個日本侵略軍的警備隊，大約十幾個人。雖然人少，但燒殺淫掠，無所不為。有一次，鬼子下鄉“掃蕩”回來，將一輛破舊小型車停在大街上。小劉波看到，里面捆著五、六個農民，有年輕人也有老人。不久，這些人就被拉到鎮東口外一眼水井邊，每人挨了一槍，跌進井里。過了幾天，被害者家屬才將尸體打撈上來，拉回去。有一年冬天，日本兵抓了鎮上的一個年輕人，把頭砍掉后，擺在一塊木板上，下面釘了根木柱，放在大道旁示眾，四面還圍起鐵絲網，大約放了兩個月的時間。
    劉波他們每次放學，都要從日本警備隊門前過，都必須給崗哨敬禮。有一次，劉波對小伙伴們說：“咱們今天不要理他，今天不敬禮，以后就不用了。”大家齊聲附和：“不敬禮！不敬禮！”可是剛剛走過崗哨，就聽見日本兵高喊：“八嘎！”然后，子彈推上膛，槍口指向他們。正在僵持，旁邊過來一個老頭，一只手中提著酒，另一只手拿著一包花生米，對日本兵說：“小孩子的，不懂事的！坐下喝酒，喝酒！”他們嘴對瓶口各喝了一兩口后，那老頭向他們擺擺手：“快走吧！快走吧！”小伙伴們商量，以后寧愿繞遠路回家，也不再走這條路了。過了兩天，學校有位劉姓“教師”找劉波“訓話”：“聽說你們不給友軍敬禮，是你的主意？”，劉波答：“是。誰也不想當亡國奴，受日本人的氣！”這位劉“教師”說：“中日親善嘛，以后必須敬禮。不敬，可要小心你的腦袋！”劉波開始切齒痛恨這位劉姓“教師”。
    小劉波心中，早已埋下了報復日本人的想法，只是用什么辦法實施呢？他忽然想到，酒場的南房手提箱里，還有一支“八摟子”手槍（彈匣內可裝8枚子彈。當時鎮里面商號家家都有槍支自衛之用，解放后均上交人民政府）。一天，劉波偷偷拿出來，將子彈推上膛，別在褲帶里，走出后門，朝警備隊北墻一條東西方向的馬路走去，準備碰見日本兵時，打死一兩個。因為他經常看到那條路上，有一兩個日本兵在走動。但是，他去了幾次，都沒遇到日本兵。劉波不甘心地中止了這一行動。
    不久，劉波到北平一所小學當插班生。當時，學校新來了一位東北老師教音樂課。他教學生們唱《流亡三部曲》，更激發起劉波的愛國熱情和反日情緒。一年以后，劉波又轉入一所美國教會學校——育英學校小學部。在那里，什么話都能說，更自由。但1941年12月8日，美國珍珠港遭到日本飛機轟炸。9日中午放學時，他們便發現校門口有一個日本兵站崗，不讓師生們出校。直到下午3點，校長聯系上一位懂日語的教師，好說歹說，才放大家回家聽懂午飯。過了兩三天，日軍崗哨撤走了，卻將學校改名為燈口市小學，加上日文課，并派來一個日本人“顧問”。那時候，學生們管日語叫做“亡國語”，誰也不愿意學。所以，期末考試，每個班總有大約四分之三的學生不及格。
    小學畢業后，劉波考入北平市第八中學（即原育英學校初中部），校長名叫李如松。他經常到學生們的自習教室，向同學們宣傳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等，使大家很受鼓舞。同學們中間，也經常傳播北平什么地方打死日本兵的消息。一天，李校長在籃球場問劉波他們：“你們聽說了吧，又打死一個！你們說好不好？”大家說：“好！好！好！”可是，過了一兩個月，李校長不見了。后來才知道，李校長被日本憲兵隊抓走了。李校長被放出來后告訴同學們，他在憲兵隊每天受審，挨踢挨打，但他什么也沒有供認。有一次在公理會大教堂召開全校周會，李校長確定沒日本人后，請出一個人演講，宣傳抗日，博得師生們的喝彩。
    那一段時間，雖然山河破碎、家國淪喪，但劉波依然發奮學習，小學和中學時代的學習成績一直處于中等偏上。其對英語、國文、生物課最有興趣。北平育英學校，創建于1864年，在當時是一所“貴族學校”，也是北平最老的學校。該校十分注重“素質教育”和“因材施教”，除正課外，還設了許多選修課，任學生挑選。學校不搞應試教育，學生沒有太大壓力，個性、特長均可得以張揚。學校的教學設備，在當時的北平市屬于一流。教師中有許多歸國留學生和幾個國家來的外教，就是放在大學也屬上流。這為劉波取得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功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無條件投降，育英學校的牌子很快又掛在了校門外。當時，劉波已上高中一年級，全校師生興高采烈地慶賀學校復名。9月，全校師生去故宮太和門外廣場，觀看北平市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大家席地坐在通道兩旁。日本侵略者的一行代表，頭也不敢抬地經過通道，向受降臺走去。大家朝著他們大喊：“嗵！嗵！”。按北平習俗，“嗵！嗵！”就是“炮轟”的意思。幾個日軍高級軍官個個如同喪家之犬，過去那種殺氣騰騰、耀武揚威的神氣，早已消失殆盡。
    抗戰雖然勝利了，但北平的老百姓并未過上好日子。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平，貪官橫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恨透了當局腐敗和專制的北平人民，終于歡天喜地地迎來了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的入城式，于1949年春節前一兩天舉行。已是大學生的劉波，主動去西珠市口大街旁，歡迎從廣安門開進來的解放軍入城部隊，心中特別激動；“我們終于迎來了新社會！”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門廣場舉行新中國開國大典，青年劉波站在前門外五牌樓西，聽到毛主席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作為中國人的自豪和希望。
     真菌研究：一位生物學家的成長軌跡
    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百業待舉，生機勃勃。
    劉波所在的北京師范大學，與當今的歐美各國一樣，下分文、理、法、藝諸學院。解放后不久，國家對高校院系進行合并、調整，北師大理學院與山西大學合并，成為“國立山西大學理學院”，已是大二年級學生的劉波，隨學校來到位于黃土高原之上的龍城太原，轉入山西大學生物系。
    山西大學是我國最早設立的3所大學之一，晚清初建時，名為“山西大學堂”。經過100多年發展，如今的山西大學綜合辦學實力位居全國高校第64位，此為后話。剛到山西時，劉波和從北京遷來的100多位老師、同學，先住在侯家巷的老山大教室中。學校組織他們到西北鋼鐵公司（即現在的太鋼）等大型企業參觀，一路上到處是戰爭留下的殘垣斷壁。幾天之后，學校又遷到太谷縣銘賢學院的韓氏樓，借住了兩年時間。
    銘賢學院為民國年間“蔣宋孔陳”4大家族之一、曾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行政院院長的孔祥熙所辦。在這座位于晉中盆地、為廣闊田野所環抱的花園中，劉波如饑似渴地為祖國強盛而勤奮地學習著。在此期間，教他們植物形態學的王宗清教授，對年輕的劉波的人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王宗清教授早年曾到法國留學，師從世界著名生物學家丹吉爾研究真菌細胞學。回國后，她雖然轉向高等植物細胞學領域，但對真菌學仍念念不忘、難以釋懷，曾多次對學生們講：“這是一個很有用的學科。學通以后，一定會大有用武之地。”她還感嘆：“偌大一個中國，只有四、五個人在搞真菌。而小小的日本，還有10來位真菌專家呢。希望你們當中，有人能立志于真菌研究，早日填補我國真菌研究的空白。”王教授對真菌的熱愛和憂慮，深深地感染了劉波。
    何為真菌？王宗清教授告訴她的學生們：“咱們手上的甲癬、灰指甲，皆為真菌；發霉的飯菜，真菌；植物中的多種病害，真菌；蒸饃頭的酵母，釀酒、做臭豆腐的曲子，各種大大小小的蘑菇，包括醫療上的抗菌素——毒霉素、紅霉素等，無不是真菌的產物。地球上的真菌，有25萬種，人類描述過的約有12萬種。”據有關資料顯示，在各種抗癌藥物中，真菌制品在國內就多達30多種，足見真菌學的重要性。
    讀大學期間，立志專攻真菌學的劉波，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在這一新奇、美妙而又變幻無窮的科學世界不斷探索和遨游：他從空氣中捕捉雜菌孢子，在室內進行人工培養，長出霉菌以后，在顯微鏡下仔細觀察，并且及時繪圖、記錄；在校園及其周邊的農田里，采集大量真菌，作為觀察材料；大量翻閱有關圖書，做為鑒定的依據。在劉波的真菌世界里，無數微生物、細菌、病毒，在繁衍、角逐、廝殺、吞噬，演繹著一場場慘烈的“戰爭與和平”的悲喜劇。紅的、黃的、藍的……色彩繽紛的真菌，完全可以給美術家提供最完整的全色譜。
    后來，生物系的另一位植物學家田甲生教授，看以劉波對真菌學如此癡迷，便介紹他在寒暑假期間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向林镕教授求教。林教授又把他推薦給王云章教授。在王教授指導下，劉波閱讀了大量中外真菌學論著和文獻，系統地學習和掌握了真菌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為其在以后的研究中取得突破和創新，奠定了全面、堅實的專業基礎。
    1952年，28歲的劉波，被分配到離太原100多公里的汾陽中學當生物老師。作為一所縣級中學，這里的儀器設備還是比較齊全的；但其它科研條件就談不上了。然而，劉波鉆研真菌學的熱情絲毫沒有減弱。
    他一方面承擔繁重的教學任務，一方面在課余時間帶著學生們到山里的林子中尋覓、采集樣本，艱難地叩擊著真菌世界的大門。林中小溪，是他們解渴的甘霖；野果蘑菇，是他們充饑的干糧；暴風驟雨，是他們洗浴的蓮蓬。汾陽是呂梁山下的一個小縣城，50年代中期，物質生活相當清苦，但劉波的心里，卻十分充實而快樂。通過堅持不懈地日積月累，劉波制成數百個真菌標本，使其在真菌學研究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1956年，《生物學通報》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研究論文《銹菌》；幾個月后，又接連刊發了他的《蘑菇的采集鑒定與保存》等論文和譯文。
    劉波的名字，逐漸引起了母校領導和老師們的關注。這年9月，他被組織上調回太原，到更名后的母校——山西師范學院生物系任教。報到不久，學校即派他去華東師范大學進修。如魚得水的劉波，又一次獲得在專業上的大幅提高的機會。這時的他，只有一個社會樸素而堅定的信念：“真菌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我要加倍努力，搞出成果，造福人民。”他利用圖書館中浩繁的真菌學圖書，結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積累，在進修期間，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專業著作——《蘑菇》的寫作，并于1959年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該書比較全面地介紹了蘑菇的形態、生態、分類和栽培技術，是新中國成立后該學科領域的第三本專業著作，對國內食用菌由野生轉向人工栽培起到了啟蒙作用，彌足珍貴。
    在此之前，我國只是在浙江山區有少量的銀耳栽培，用的是老百姓的“土辦法”，市場上，只能買到“洋蘑菇”罐頭；其它品種的食用菌栽培，也是空白。1964年，劉波在其另一本專著《蘑菇及其栽培》中，更加系統地介紹了3種食用菌栽培技術，并將“洋蘑菇”正式改名為“雙孢蘑菇”（簡稱“雙孢菇”）。從此，“雙孢菇”一詞，開始由真菌界逐步走向大眾，到現在已經是家喻戶曉。
    從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到1966年出版第四本專著，劉波在10年時間內，以頑強的毅力、強烈的進取心和優異的研究成果，在國內真菌界迅速成名。
    20世紀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是坎坷多舛的。劉波的《蘑菇及其栽培》1964年出版時，正趕上“機關革命化”運動，被要求檢查和深挖“只專不紅”的思想根源。劉波從小養成了反抗的性格，頂了一句：“誰要是想寫，也可以試試嘛！”結果，遭到長達40多天的思想批判。但他一方面寫檢查、“低頭認錯”，一方面又悄悄進行著《黑粉病菌及其防治》一書的修訂和部分內容的增補，并于1966年由農業出版社出版。雖然如此，這位一直游離于政治斗爭漩渦之外的青年教師，還算是比較幸運的，在其它“政治運動”中未受到太大沖擊。當然，勞動鍛煉、冬天燒鍋爐、下鄉搞運動，只要不好抽調其他人，領導總是一句話：“讓劉波去吧！”從他調到生物系到文革前的8年間，劉波累加起來有4年在下鄉。劉波自己算過一筆賬：“如果這些時間都用于科研，我還可以寫出兩三本書。”
    童年和少年時代苦難的人生經歷，也賦予了劉波另外一個巨大的優勢。進入教會學校后，他從小學五年級到高中畢業，老師許多是外國人，課本幾乎都是英文。英語課還分讀本、文法、會話3門課程。上會話課時，一句中國話也不讓講，從而使他打下了過硬的英文功底。不僅如此，他上小學和中學時，在日本鬼子強迫下，學了5年日文；上大學，又學了3年俄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中時期，他聽說有一種只有梵蒂岡在使用的神秘語言——拉丁文，便在課余時間自學了3年。別的同學看得奇怪，他自己也不知道作用何在，只覺得很有意思。沒想到，后來在進入真菌學研究領域后，竟然派上了大用場。原來，根據《國際植物命名法規》要求，凡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新物種，必須用拉丁文描述，否則屬于“無效發表”，不被世界承認。劉波從事真菌研究30多年，先后組建真菌新屬4個，發現真菌新物種、新變種、新變型116個，不用拉丁文書寫行嗎？而且，與西方國家同行的每一次書信交流，他均用英文完成。他還有俄譯漢的植物學論文在專業刊物上發表過呢。
    1966年夏，“十年動亂”驟然爆發。一場政治大劫難，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山西大學這座往日寧靜、祥和的知識殿堂。雖然與當時的許多老師一樣迷茫，但劉波堅信：要建設社會主義，還是離不開科技和教育。所以，他矢志不渝地繼續堅持科研活動，從未間斷。
    走向輝煌：造福人類的生命巔峰
    烏云過后盡春暉。改革開放后，劉波在國際真菌學界聲名鵲起，并由于專業成果豐碩，為人正派、謙和，于1978年被破格晉升為教授，帶上了研究生，并擔任了山西大學生物系的副主任。
     作為一位國內外聞名的生物學家，劉波學術和事業上真正的春天來臨了。從真菌的發現、分類、著書到赴各地指導食用菌栽培，他在驟然變得十分廣闊的人生舞臺上，搞得熱火朝天，忙得不可開交。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5年，他先后著書6部，僅1984年就有4本。其中2本用英文寫作的專著以及部分論文，還分別在美國、聯邦德國、加拿大、奧地利等國家出版和發表。國內外真菌學者紛紛慕名來信，要求建立學術聯系，開展研究合作。
    1979年，美國《真菌學》決定發表劉波的一篇論文。按該學報規定，每一頁文字作者需要交納25美元。算下來，劉波應交300多美元，不得已他只得要求退稿。結果對方來信說，美國《真菌學》編委T•W•小約翰遜先生，主動為他負擔了這筆費用。后來，在九三學社一次全國會議上劉波講了這件事。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瀾濤得知后隨即做了批示，送給國務院副總理王任重，王任重批轉給方毅副總理，方毅又批給中國科協主席裴麗生協助解決。經過各級領導的關懷，山西省為劉波特批100美元。就這樣，他一次交納了四年的會費。劉波感慨地說：“這在以前，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事情。黨和政府對一名知識分子的國際學術活動，給予如此重視和幫助，更加激勵我做出更大的成績。”
    之后，由聯邦德國于1984年出版的劉波撰寫的英文原著《中國的腹菌》（The Gasteromycetes of China）一書，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真菌學界第一本在國外出版的學術著作，并于1987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1994年，德國再次出版了他的《中國腹菌續編》。1992年出版的《中國真菌志》銀耳目和花耳目，被稱為“中國真菌學界的第二部志書”。他還承擔了“八五”期間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重大項目——中國真菌志層腹菌目的研究，于1996年成書，并作為《中國真菌志》第七卷層腹菌目、黑腹菌目、高腹菌目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上世紀70年代中葉之后，日本學者平 真秀、大橋等，美國學者O•K•米勒，英國學者D•N•佩格勒，阿根廷學者J•E•賴特，我國學者畢志樹教授、卯曉嵐研究員、臧穆教授等，均在其國內的學術刊物上，對劉波教授的學術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
    劉波教授還是中國地下真菌研究的創始人。中國雖然有豐富的地下真菌資源，但在1963年以前，見諸報道的只有數種。經過劉波與合作者及同行近50年系統的采挖和研究，目前我國已知的地下真菌資源已有150種以上，不僅徹底否定了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地下真菌的錯誤論斷，還將中國地下真菌的研究提高了應有的國際水平。
    1964年以前，劉波發明的菌磚式食用菌栽培法，已推廣至全國和日本，為農民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1984年，他又出版了《低等真菌分類與圖解》一書，為農業真菌病害防治和輕工業發酵菌種的鑒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1985年，美國農業部何翼萬研究員指出：“在分類方面，劉波教授是中國數一數二的真菌專家。”
    在另一條戰線上，劉波也傾注心血，長期致力于食用菌技術開發、推廣，取得顯赫功績。
1983年，他牽頭創建了山西省食用菌開發研究中心，僅用短短4年時間就在全省培養了一大批技術人才，發展菇農數千戶，使山西食用菌總產量從60多噸猛增至6000多噸；出口量由30噸增加到800噸，為國家年創匯200多萬美元。
    1987年，山西省成立了食用菌開發領導組，劉波教授擔任副組長兼技術顧問。他積極協助先后任組長的郭裕懷、王文學兩任副省長，大力發展山西食用菌產業。1989年，他又主持編寫了《山西食用菌栽培》一書，有力地推動了山西乃至全國第一次食用菌熱潮的形成，并為1990年前后全省形成食用菌年出口創匯600萬美元以上的能力，特別是促使該省食用菌總產從1986年的5000噸先后躍上1990年1.6萬噸、1998年3.3萬噸、2000年4.3萬噸、2005年5.5萬噸的一個又一個新臺階，實現20年來年均14%的持續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到2005年，山西省從事食用菌生產的農戶已達82030個，年總收入超過1.6億元，大批農戶因此走上了致富之路。而今，山西人工栽培食用菌的種類，已達到20種，居于全國前列。
    在全國范圍內，自劉波之后，食用菌界又出版了相關著作40多種，從技術理論層面促進和支撐了各地食用菌栽培突飛猛進的發展。至2005年底，中國食用菌總產量達1300萬噸，占世界產量70%，并實現了大量出口。
    劉波教授日前接受我們采訪時表示：“山西省林區還有許多珍稀的野生種類，它們的商業價值極高，還有不少更珍貴的地下種類尚未開發。我的研究生1988年采自太原東山林內的地下一種塊菌，經我們研究，認為是一個新物種，定名為中國塊菌Tuber sinense K.tao et Liu，此文在1989年發表。后來，又有專家在四川、云南采到此塊菌。外商知道后，許多人跑到那里，用三四百元一公斤收購；而運到歐、美，則賣到2000美元一公斤，在國際上將中國塊菌炒得轟轟烈烈。這就是我們搞真菌的對人類的貢獻吧！”
    “中國藥用真菌研究之父”
    “文革”早期，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的“逍遙派”成員劉波，在一個極其偶然的場合，發現舒筋散的配方中采用的原料，乃是他研究多年的真菌之一——蘑菇，遂發奇想：如果以真菌作藥材為研究目標，又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結果。他開始大量翻找古醫書，發現其中只是散亂地提到幾種真菌，但也不準確。這更堅定了其研究決心。
    目前確定后，冒著被批斗的危險，劉波首先到省醫藥公司倉庫，觀看了醫藥所用蘑菇種類，得到全部標本，并作了分類、鑒定，確定出拉丁文名；又下農村，鉆山林，采集蘑菇，訪問老農、老中醫，求教各種蘑菇能治何病、有什么偏方；回過頭，又查閱古本醫書，整理出一批有價值的資料。而到了夜深人靜之時，他總是暗地里奮筆疾書。
    在研究過程中，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領域與大眾生活的息息相關。因為這些菌物，如冬蟲夏草、茯苓、豬苓、靈芝、銀耳等，既可藥用，又能作為保健食品。于是他決定將真菌與中藥聯結起來，寫一本具有實用性的書稿。歷經6年夜以繼日地“地下”攻關，名為《中國藥用真菌》的跨學科著作終于脫稿。
    1974年，劉波的第五本專著——《中國藥用真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真菌名詞及名稱》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中國藥用真菌》的出版，在國內外真菌界產生很大反響。日本真菌學泰斗、裕仁天皇的老師平 直秀教授看到該書后，立即請本國另一位真菌學家選擇其中的大型種類譯為日文，于1975年7月——1977年4月，在其《菌蕈》月刊上連載。平 真秀親自撰寫前言，并評價劉波的研究為“將理論性的真菌學向實用方向發展開辟了一條很穩固的通徑”。香港大學生物系主任格里弗茲（D•A•Griffiths），在其1977年出版的《香港真菌》一書的第五章《用于中藥的真菌》中，用4頁半的篇幅介紹了劉波的著作，并引用了書內的33個菌種。臺灣中興大學農學院植物病理系，將劉波的書作為教材。該書第二版（增訂本）于1979年獲山西省科技成果一等獎，并被日本富山醫科藥科大學漢藥學家難波恒雄教授、布目慎勇副教授再次澤為日文，于1982年由東京自然社出版。這被認為是中國近代以來科學生物學大領域內首次被外國學者翻譯出版的專著，是中國生物學發展的一個質的突破。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主任張樹庭教授和高級講師鮑運生先生，幾乎同時來信，邀劉波共同將此書譯為英文。后劉波與鮑運生合作完成合譯，并于1980年在美國出版。《中國藥用真菌》在1974——1984年的10年間，共出版3次、歷經2次修訂、擴充，總印數為8.77萬冊（不含美、日印量），是我國生物學界迄今印量最大的專著。在1981年——1995年間，劉波先后9次赴美國、日本、泰國以及我國的臺灣、香港地區講學，進行考察、科研合作、學術交流，或參加國際會議。
    我國學者陳士瑜2000年在《蕈菌醫方集成》中稱：“《中國藥用真菌》是我國藥用真菌方劑研究的奠基之作，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臧穆稱先生在2001年的《中國食用菌》10卷第三期中評價“劉波把我國的藥用菌民間利用的情況向西方介紹，可謂光彩紛呈、絡陽紙貴。”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小青女士指出：“這本書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開中國‘藥用真菌’之先河。”我國真菌學家曹晉忠說，劉波先生是“中國藥用真菌研究之父。”
    隨著《中國藥用真菌》的問世，尤其是1984年的再次增印，我國迅速興起一股藥用真菌研究熱。至今30年間，這一專業領域的專家陸續出版了20多本著作，并在內容上有所發展和創新。中央電視臺從2010年元旦起，計劃用兩年時間，在《家庭健康頻道》欄目，播出藥用真菌講座，并邀劉波為該欄目科學顧問。近30年來，不少制藥廠開始了真菌藥物的制作，并完成了規模生產。中國菌物學會建立了“食藥用菌專業委員會”。真菌學領域的一門新的分支學科——“按照用真菌”，也宣告誕生。據不完全統計，后來我國設置藥用真菌專業組織的，有中國藥學會中藥與天然藥物學會藥用真菌專業組、中國食用菌協會藥用真菌專業委員會、吉林省食藥用菌協會、長春中醫藥大學藥用真菌研究所等。藥用真菌學術研討會自2006年舉辦以來，已舉行過8屆。許多青年專家、學者已成為藥用真菌研究領域的學科帶頭人。根據我們手頭掌握的資料，截止2000年，在我國發現的藥用真菌已有297種，方劑及食療方達3840個。在醫療、保健事業上，藥用真菌正越來越受到城鄉居民的青睞和重視。
    2009年，《藥用真菌》雜志創刊，劉波教授欣喜萬分，致信祝賀——“我們這樣大的一個國家，研究、制造、開發藥用真菌的人才不在少數；但確實缺少這樣一種刊物。它的創刊，將給我國藥用真菌的同行學者們一塊‘用武之地’，更好地發揮他們的才智。它是我國第一份屬于中醫藥領域的刊物，更是真菌學界的一大喜事，應該大慶特慶！它將為我國藥用真菌的深入研究起到推動作用！此刊以普及為主并兼提高，它的問世必將受到國內外這一領域研究學者與應用人士的熱情支持與歡迎。
    現已知有幾百種真菌子實體內含有抗腫瘤活性物質，還有許多種對人類某些特殊病癥具有顯著療效。絕大多數食用真菌，均具有對人體的保健作用，因而越來越多的人對真菌的藥用價值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并逐漸對這群過去鮮為人知的生物產生了興趣。
    現今馳名全國的真菌藥物和保健品，種類已不勝枚舉。例如，上市的品種，已知的有靈芝糖漿、銀耳糖漿、富硒靈芝寶、靈芝破壁孢子粉、蜜環菌片、猴菇菌片等等。2008年，又上市了一個新的保健品。它是珍稀的塊菌制成的，叫做‘脈葆’。還有許多種‘原菌’（未加工的）也很有利用價值。尤其是我國海南省森林內，盛產著野生靈芝，也正被開發應用。
    現今藥用真菌在我國已經搞得熱火朝天，且為廣大群眾所認可。可見，這一刊物的問世，恰逢其時，必將對藥用真菌開發利用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一定會受到讀者的青睞！”
    這是一位從事真菌研究60多年的生物學家的祝福，也是中國藥用真菌事業奠基者對后來人的希望和囑托。
    從1952年執教至今，劉波教授先后教過學生2000余位，其中院士3人，具有教授或研究員等高級職稱者70多人，省部級領導2人；在科研領域，先后在國內外發表專業論文150多篇，出版專著26部。作為真菌學領域一個全新分支學科——中國藥用真菌學的創立者，作為我國地下真菌分類研究的奠基者，作為致力推廣食用菌栽培技術、引領千萬農民致富的實踐者，作為曾擔任山西省政協第七屆委員會副主席的省部級領導，劉波在我國真菌學發展史上，寫下了一座不朽的無字豐碑。
    劉波先生80壽誕時，一位名叫董樹林的老學者，曾題贈一首《沁園春》相賀：“京左英才，科苑巨匠，杏壇翹楚。登科技高峰，碩果累累；雄文巨著，宏論篇篇。新菌百種，創建四屬，藥用真菌學領先。中日英，有三種文本，內外流傳。春風桃李滿園，更喜見新秀勝前賢。看同窗老友，大展風采；增輝母校，裕后光前。老驥馳騁，壯心不已，猶在征途未下鞍。喜今朝，同舉杯歡慶，頤壽延年。”
    劉波說，他的理想是活到100歲，并撰聯自勉：“期頤天年三萬六千五百日，立說半百藥食真菌富萬民”。
    劉波的心中，總是充盈著歡樂和希望。
    劉波語錄
     一個人事業的成功，除了勤奮之外，往往是由于他能捕捉住人生中最難得的發展機遇；
     我永遠懷著的是比較樂觀的內心預期，這是我一生的經驗；
    現今我國的應試教育壓抑得學生喘不過氣來，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改革；
    21世紀將是生命科學的世紀，生物學將在人類生活中發揮廣泛的作用，要使生物科學深入人心，仍需大力宣傳，才能提高人民的素質；
    現在又是食用菌栽培的高潮時代，希望各級政府大力加以扶持，用多種途徑，加快農民致富速度。（作者：王楠、原永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