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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新世紀作為一個時間坐標，那么浙江溫嶺無疑是這個坐標上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個節點。2000年，我國第一家經工商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溫嶺市石橋頭蔬菜專業合作社伴隨著新世紀的第一縷曙光誕生了。

    經過多年的艱苦求索，合作經濟之花在祖國廣袤的農村大地上再次綻放，并由此掀開了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的嶄新篇章：從單一生產環節走向產加銷一體化聯合經營；從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到以村為主再到跨區域合作；從農戶聯合到城鄉部分經濟組織自覺加入到以農民為主的合作社；從單家獨戶的松散聯合轉向整個產業鏈的法人聯合……

    短短十多年，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猶如一幅栩栩如生的畫卷。隨著畫卷徐徐展開，黨中央、國務院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戰略部署漸趨清晰，農業部對中央頂層設計的戰術安排推動給力，各地合作社發展的壯觀景象遙相呼應。

    這一幅畫卷，帶著我們領略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歷程，感受合作社發展對我國農業、農村、農民帶來的極大變化，促使我們積極面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現實問題，引領我們對走向更高階段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作出更深層的思考。

    從維護農民權益到發展農民權益，從制度設計安排到政策扶持支撐

    農民專業合作社迎來大發展的新時期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那一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農村改革基礎。這是對我國人多地少基本國情、對小規模經營農業生產基本特點的清醒認識。這一改革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維護了農民權益，成為推動中國改革的大引擎。

    但是，改革在催生大生產、大市場的同時，也凸顯了人地矛盾、小生產與大市場矛盾，村級組織“統不了”、單家獨戶“辦不了”、政府部門“包不了”的問題愈加突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再次面臨生產關系如何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重大命題。

    必須創新農村經營體制，加快農業經營方式轉變，提高家庭經營集約化水平，走產業化發展道路！

    一場自下而上的農民合作組織探索在中國農村蓬勃興起。“民辦、民管、民得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其獨特的本質引起關注，引領潮流。

    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支持鼓勵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的意見和要求。

    農業部隨后在安徽、陜西、山西開展試點，后陸續擴大到部分省的6個地級市和100個專業協會，緊接著農業部在浙江全省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試點。但合作社發展依然落后于農村經濟社會發展。

    進入新世紀，“三農”發展迎來了又一個新的黃金期。

    2003年，我國啟動合作社立法工作。經過三年努力，2006年連續三次審議并高票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最終于2006年10月31日經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200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正式實施，這是我國合作社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合作社法賦予了合作社獨立的法人地位，為合作社的發展提供了堅強的法律保障，農民專業合作社由此進入了依法發展的新階段。此后，與之配套的《登記管理條例》、《示范章程》和《財務會計制度》相繼頒布實施，引導并推動了地方《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施辦法或條例的立法進程。

    不僅如此，從2004年開始，中央連續出臺9個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一系列支持合作社發展的政策措施，支持合作社發展已成為共識。

    得到了制度保障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迎來一個發展的高潮，自2007年7月1日以來，平均每個月新增依法登記的合作社近萬家。

    尤為令人鼓舞的是中央領導同志時刻牽掛著合作社發展：

    2008年9月，胡錦濤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強調：“實踐證明，在堅持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前提下，通過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規模經濟，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子。”

    同年8月，溫家寶總理在寧夏考察合作社時指出：“通過專業協作辦了一家一戶沒法辦的事情，這是農民致富的一條好路子。”

    2009年7月，回良玉副總理專門發表署名文章提出：“要牢固樹立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就是扶持農業和農民的觀念。”

    合作社發展方向開始不斷明確。

    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旗幟鮮明地提出：按照服務農民、進退自由、權利平等、管理民主的要求，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發展，使之成為引領農民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的現代農業經營組織。

    2010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重大戰略思想。綱要指出，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機制的有效途徑，對于建立和完善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現代農業經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也是建設現代農業的重要內容。

    一系列推動加快合作社發展的政策相繼問世，使合作社進入了發展的最好時期之一。財政、稅收、金融和涉農項目、產業支持等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臺，初步建立起了農民專業合作社扶持政策體系。

    2011年，中央財政對農民專業合作社專項扶持資金達到7.5億元，各省經費增長也很快。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省級專項扶持資金已經達到10億元，僅江蘇省級財政安排扶持合作社的專項資金就達到2億元。許多地區還建立了政府優先扶持的合作社名錄，把財政扶持和規范化建設結合起來，明確了合作社的增值稅、印花稅減免等稅收優惠政策和金融服務措施。農業、發改、財政、科技、水利、商務、林業等7部門聯合出臺了支持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承擔國家有關涉農項目的意見，明確提出適合合作社承擔的國家涉農項目，都要將合作社納入申報范圍。擴大“農超對接”財政扶持范圍，將合作社的冷藏設施建設和冷藏運輸工具購置列為支持方向。據了解，目前已有30個省（區、市）黨委、政府專門制定了促進合作社發展的文件。

    作為農業農村經濟工作的主管部門，農業部歷屆黨組都高度重視合作社發展。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曾指出，要積極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做大做強，要在尊重農民群眾和合作社意愿的前提下，探索同業合作社之間多種形式的聯合與合作，做強做大一批合作社示范社。

    農業部在合作社發展中承擔起了指導、協調、服務的職責，構建起一套涵蓋規范提升、人才培訓、營銷服務等內容的指導服務體系。

    從2009年起，農業部與發改委、財政部等十一部門共同開展了示范社建設行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時，制定下發了《輔導員工作規程》，指導各地開展輔導員隊伍建設；出臺了《加強合作社財務規范化管理的意見》，推動各地更加注重合作社財務管理工作。

    人才是一個產業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素之一；人才也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短板之一。為此，在農業部的努力下，合作社人才培養被納入《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現代農業人才支撐計劃和陽光工程培訓。農業部專門成立了合作社發展教育中心，命名了包括青島農大合作社學院在內的首批196個合作社人才培養實訓基地；組織專門力量編寫了合作社理事長培訓規范，過去6年就培訓各類合作社人才100多萬人次。農業部還和共青團中央達成協議，鼓勵引導農村青年能人領創辦合作社。

    帶領農民對接市場是合作社很重要的一個服務內容。從2008年開始，農業部和商務部大力支持鼓勵合作社與超市等流通企業開展“農超對接”，不斷加大對“農超對接”的引導和支持。去年，農業部開始組織開展“農社對接”試點，支持合作社在城市公益性農貿市場建直銷點，在社區建直銷店、連鎖店。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合作社開設直銷點（店）5342個，銷售金額約95億元。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業部等涉農部門全力推動，各地各部門狠抓落實，農民群眾積極配合，推動了農民專業合作社走上了又好又快的發展道路。

    截至今年3月底，全國范圍內在工商部門登記的合作社已有55.23萬家，入社農戶達4300萬戶，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17.2%。

    從散戶聯合向法人聯合轉變，從單一產業向產加銷一體化延伸

    農民專業合作社走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農民專業合作社始于民間的探索與實踐。因此，要確認合作社的發源地，并非易事。但是，如果要全方位解讀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路徑、發展方向，找到工業化、城鎮化背景下合作社的發展樣本，浙江當屬首選。

    2000年，中國第一個經工商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溫嶺誕生；

    2001-2002年，浙江被農業部列為全國唯一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試點省；

    2004年，中國大陸第一部農民專業合作社地方性法規——《浙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社條例》問世；

    2009年，全國第一個省級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會——浙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會成立；

    ……

    不可否認，工業化、城鎮化走在全國前列的浙江，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也走在了全國前列，浙江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示。

    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指出，要強化扶持政策，提升農民專業合作社服務和帶動農戶的能力；鼓勵農民通過專業化、規模化、標準化、品牌化生產經營，發展多種形式的聯合與合作，不斷提高農業集約化水平和組織化程度。

    在浙江采訪時，記者真切體會到了浙江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現代農業發展中的服務和帶動作用。

    走進龍游縣進升生態養殖場，一棟棟標準的豬舍，一個個漂亮的料塔，一套套自動喂料機讓記者嘆為觀止。

    在體現良種化、標準化、設施化、專業化的種豬場里，從事多年規模養豬的老板謝友誠告訴記者：“不加入龍游龍珠畜牧專業合作社，我可能還像其他養殖場老板一樣，整天忙著應付市場的大起大落，提心吊膽著哪天會出質量安全事故。”

    龍游龍珠畜牧專業合作社，從根本上改變了一個從業多年的規模場老板的事業和人生。

    龍珠合作社成立于2010年，社員是30家規模場法人，注冊資金達到1000萬元。在這個由規模養殖場法人和飼料企業聯合而成的合作社里，實現“一基金五統一”的管理服務。一基金指的是合作社與龍游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達成“存一貸十”的擔保協議，為合作社社員提供最大額度為6900萬元的貸款擔保；五統一則為統一飼料獸藥配送、統一疫病監測診斷、統一供種供精、統一排泄物收集處理和統一肉制品加工。

    合作社成立一年半時間，聯合的力量體現的淋漓盡致。注冊資金增加了380萬元，社員擴大到50家，合作社年出欄生豬從20萬頭增加到30萬頭，占龍游縣生豬出欄量的30%。

    生產向設施化、標準化邁進，合作社則進一步走向產業化、品牌化的發展道路。

    今年年初，合作社與浙江大學結成對子，在杭州注冊1000萬元成立了浙江春然科技有限公司，專門負責合作社的技術研發和品牌建設，今后3年，合作社將為此投入3000萬元。

    今年4月4日，合作社的鮮肉在杭州的10個直營窗口同時銷售。合作社雄心勃勃，計劃3年內將在長三角構建起有1000家專賣店的連鎖營銷平臺。

    曾經屢被市場牽著鼻子走、利益屢遭產業鏈上下游擠壓的規模養殖場老板們，加入合作社之后，擁有了“合作社+企業+社員”的新型合作平臺，在該平臺上，產業鏈主體抱團，真正實現了大生產，擁有了話語權。

    記者了解到，自2009年至今，像龍珠合作社這樣通過產業鏈法人主體聯合組建的合作社，在浙江已經有34家，并且呈燎原之勢。

    浙江省農業廳廳長史濟錫認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是維護農民權益、實現農民增收的最佳合作組織形式，通過實踐探索、建章立制、依法規范、積極運用和提升發展，浙江農民專業合作社已成為浙江現代農業的主力軍。

    在浙江，并非只有畜牧業合作社走向聯合，依托特色主導產業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已成為發展的趨勢。

    成立于2004年的金華市群飛糧油機械化專業合作社是金華市首家農機專業合作社，通過7年多時間的發展，該社已成為集土地流轉、糧油種植、機械化服務、糧食加工、農產品銷售為一體的綜合性大型農民專業合作社。機械化服務能力達兩萬多畝，實現育秧中心、烘干中心、加工中心、農產品營銷中心多位一體發展。

    2010年，合作社在本地建有5000畝糧食基地的基礎上，實施走出去戰略，到吉林省建起了萬畝糧食基地。

    2011年，合作社實現利潤287萬元，社員人均實現收入2萬多元，年均增收30%以上。同時，通過機械化服務，帶動社外農戶500多戶種糧。

    金華市副市長蔡健說，群飛合作社通過聯合，拉長了產業鏈，走上了品牌化經營道路，既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又保護了糧食生產安全，這樣的合作社必定充當了現代農業的主力軍角色。

    記者在浙江采訪過程中發現，合作社的聯合風生水起，合作社的重組也同樣不甘下風。

    成立于2008年12月的浙江和豐禽業專業合作社，由金華市永豐禽業專業合作社等7家合作社和1家飼料加工廠聯合200多戶養殖戶、運銷戶組合而成，276戶社員以貨幣資金形式入股，合作社8個負責人采取緊密型合作關系，完全承擔經營風險，養殖戶社員之間，則是典型的“生產在家、服務在社”。

    通過人力、資產、市場資源的跨區域整合重組，小合作社變成了大合作社：引入先進的公司化管理模式，財務部、生產技術部、采購部、營銷部等各司其職；建成年生產能力20萬噸飼料廠，年出欄苗雞800萬羽的種雞場。

    “通過聯合重組，引入統一服務、統一經營的企業管理模式，2011年合作社實現銷售額2億元，社員年人均養殖純收入達3萬元左右，周邊縣鄉的養殖戶都強烈要求加入到合作社中來。”曾經被產業鏈上下游擠壓的喘不過氣來的和豐合作社理事長施金仙，對合作社影響力快速提升、社員收入明顯增加充滿喜悅。

    “浙江合作社有今天的發展成就，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浙江堅持既要數量更要質量的發展理念。”浙江省農業廳副廳長趙興權從另一個角度揭示了浙江合作社發展的奧秘。

    通過聯合做大做強，通過產加銷一體化實現合作社的轉型升級，而政府則為合作社提升發展創造環境，構建人才引進、培養體系，這是浙江樣本的精髓。

    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孫中華告訴記者，不僅在浙江如此，合作社從散戶聯合走向法人聯合，從單一產業走向產加銷一體化聯合，在浙江、山東、江蘇等沿海發達地區省份已成為一種趨勢，而且這樣的做法，在中西部地區也開始涌動。

    當記者一行來到甘肅省白銀市會寧縣馬鈴薯聯合社的時候，該社董事長李應發正和幾個社員在商量如何加快土地流轉實現連片育種的事。

    辦公室墻上的一幅字給記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個有希望的地方和一群有希望的人，共同做一件有希望的事，達到一個有希望的目標。”

    會寧縣馬鈴薯聯合社由10家馬鈴薯專業合作社自發組成，是集脫毒種苗、銷售、服務為一體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注冊資金達到500萬元。

    在這個聯合社，記者看到了組培室、全自動智能化連棟日光溫室、全日照育棚等先進設施，而正是這些設施，聯合社年生產脫毒苗2000萬株，原原種2500萬粒，原種4600噸，一級種4.8萬噸，占會寧縣的60%。

    除了育苗，聯合社通過統一商標、構建營銷網絡等，實現年銷商品薯10萬噸。育苗和商品薯銷售，為聯合社帶來每年500多萬元的純收入，社員人均純收入因此比全縣高出880元。

    李應發告訴記者：“育種投資額高達1600萬元，而且3年才能見效，如果不走聯合道路，簡直是天方夜譚。同樣，不走聯合道路，高效益高收入更是天方夜譚。”

    在甘肅，除了會寧縣馬鈴薯聯合社模式，記者還見識了以協會為牽頭人的合作社法人聯合的模式。

    定西是中國馬鈴薯之鄉，2007年建成的中國定西馬鈴薯交易中心，是我國最大的馬鈴薯集散地。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個市場的主體，是定西市安定區馬鈴薯經銷協會下面的27個合作社的400個社員。

    在協會的統一服務管理下，實行統一商標、統一價格等服務；通過信息中心，形成從農戶到合作社到終端市場的價格信息網絡，從而獲得定價權；開展“政府+鐵路+合作社”模式的運輸服務，穩定市場秩序。

    協會會長劉大江告訴記者：“單鮮薯外銷這塊，合作社就占到了全區農產品外銷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合作社對安定區馬鈴薯這一最大產業的穩定發展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記者了解到，合作社走向聯合，得益于自2008年以來甘肅省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快速發展，連續3年數量翻番，使得甘肅依法登記合作社數量達到10524個，成員總數57萬人，帶動非成員農戶數158萬戶。

    甘肅省農牧廳副廳長妥建福認為：“對甘肅這樣的西部欠發達省，發展合作社是形勢的要求，是農民所盼，是‘三農’的核心，政府應因地制宜盡全力推動合作社的發展。”

    從農業轉型升級到新型農民培養，從單一經濟功能到滲透農村各個方面

    農民專業合作社成為推動“三農”發展的骨干力量

    經過近20年的探索實踐，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在獲得自身發展的同時，也積極推動了“三農”的發展：在推動農業轉型升級的同時，成為保供給、保安全的主要力量；在促進農民增收的同時，成為培養新型職業農民的大學校；在推廣農業科技的同時，大幅提升了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在提高社員互助合作意識的同時，推動了基層民主建設，創新了農村社會管理，推動了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

    農民專業合作社正在成為推動“三農”發展的骨干力量。

    現代農業的基本特征是組織化、規模化、市場化，土地流轉、社會化服務程度高不高，體現了組織化、規模化水平，體現了保供給、保安全能力，而合作社建設直接帶動了農業產業的轉型升級。

    合作社在小農戶分散經營的基礎上促進了農業的規模經營，成為當前一個很有效的規模經營主體。數據顯示，2010年底，有2216萬畝土地流向合作社，比2009年增加64%，占流轉總面積的12.3%。海南省合作社經營了全省63%的瓜菜種植大棚。特別是農機合作社在提供社會化服務、促進規模經營方面作用明顯。截至2010年初，全國1.3萬多家農機合作社全年作業服務總面積約3億畝，平均每個農機合作社服務的農戶數量達到960戶，作業服務面積達2.3萬畝。

    組織化規模化程度的提高，促進了農產品生產質量安全的大幅提高。農民專業合作社統一提供農資、對成員進行內部控制、成員間為了共同利益相互監督，為農產品質量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全國4萬多家合作社實施了農產品生產質量安全標準，2.4萬多家合作社通過了農產品質量認證，2.56萬家合作社擁有了注冊商標。合作社還通過和超市進行產銷對接，“倒逼”合作社要提供質量安全可控的產品。目前，全國已有1.56萬家合作社和超市建立了穩定的產銷對接關系。

    農民專業合作社不僅推動了傳統農業向組織化、規模化、市場化的現代農業發展，而且在促進農民增收、培養新型職業農民等方面，起到了無人可替的作用。

    農民收入主要體現在從事農業生產收入、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三大塊，因此，提高農民職業化程度、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是實現農民增收的兩條有效途徑。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其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合作社通過開展技術培訓、提升農民科技種養水平，造就一批擁有專業生產技能的職業農民，大幅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資源利用率和土地產出率。據各地調查，入社農戶的收入普遍比非成員同業農戶高出20%以上。另一方面，合作社通過建立和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成員統一提供農業生產系列化服務，將農民從繁重的農業生產經營中解放出來。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或就地創業，二三產業的工資性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增長點。

    不僅如此，合作社還成了吸引青年農民返鄉創業和大學生創業的新陣地。資料顯示，湖南省上世紀90年代的合作組織，大都是一些種養大戶創辦。近年來，創辦主體呈現多樣化，不少農村能人、龍頭企業和鄉鎮涉農技術站所和返鄉創業農民成為領創辦合作社的主力軍。合作社已成為大學生創業就業孵化基地。目前，全省參與合作社的大學生已達1269人，其中領創辦合作社的大學生238人。

    農業的發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農民專業合作社通過把科技推廣部門、科研教育單位和農民成員聯結起來，發揮了科技成果研發使用的橋梁和紐帶作用。由農技推廣人員參與領辦的合作社，直接承擔推廣功能，2010年，全國就有這類合作社近1萬家。有的承擔科技項目，發揮了示范作用。比如農業部確定的第一批819個蔬菜園藝作物標準園創建單位中，有391個是合作社。有的開展技術培訓和指導，提高了農民技術水平。95%的合作社都為成員及時提供各種急需的、有效的農業技術信息服務，解決了技術推廣的“最后一公里”難題。安徽省就成立了400多個農技服務合作社，專門從事農業技術服務。

    湖南省澧縣早在10年前就開始種植葡萄，前些年由于種質資源混雜、技術服務難以跟上、冷鏈配送系統未建立，葡萄僅限于本地鮮銷，產業化程度很低。湖南農康葡萄合作社成立后，把分散種植的農戶組織起來，統一品種改良、栽培模式、加工釀造、產品包裝和冷鏈配送銷售，葡萄產業得到迅速擴張，一躍成為該縣產值過億元的新型產業。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農民群眾的互助性經濟組織，與生俱來地具有在生產經營一線反映訴求、化解矛盾、提供服務、增進和諧等方面的功能。合作社不僅幫助農民成員增收，還帶動其他農戶致富，并參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為農村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減少了農村無所事事、無事生非的現象，形成了奮發有為、積極向上的好風氣。而且合作社通過自身運作打牢了民主管理的現實基礎。合作社是“民主的學校”，通過引導成員參與合作社事務管理，提高了農民群眾的民主意識與責任意識，鍛煉了農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能力，培育了新型農民，夯實了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的基礎。合作社通過傳播合作思想，增強了農民群眾的合作意識，培育了農民群眾互助團結、誠信友愛、鄰里和睦的觀念，逐步形成了良好的鄉風民風。實踐證明，合作社正在成為緩解農村社會矛盾和促進農村社會和諧的減壓閥，密切干群關系和增進鄰里和睦的潤滑劑。

    湖南省永興縣龍王嶺冰糖橙專業合作社在合作社發展后，投入49萬元硬化了村道、水渠，建起了人畜飲水工程。全社156個成員中有126個成員建起了高標準新房，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與環境日益美化，特別通過合作社的發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高了，干群關系好了，形成了一種一心一意搞生產，團結合作謀發展的和諧局面，呈現出社會主義新農村欣欣向榮的景象。

    浙江省臺州市副市長鄭米良對農民專業合作社作出如下評價：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民主管理的“自治者”，通過合作社這一平臺，增進了社員間的協作，鍛煉和提高了社員參與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的能力，培養了自律能力，從而更好地維護了農村的安定和諧。

    從低級社的弱發展到高級社的強帶動，從好中差三分天下到示范社的提升發展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任重道遠

    通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基本制度、政策支持、服務體系已逐漸完善，總量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以提升質量為目標的示范社建設已經全面啟動。農業發達國家普遍選擇的產加銷一體化合作社、聯合社、股份合作社等合作社模式，開始登上我國合作社發展的舞臺。

    但是，不得不承認我國一些農民專業合作社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服務能力強、民主管理好”的“高級”社與尚處于起步階段的“低級”社并存，合作社農戶覆蓋面小、產業分布不平衡，一些沒有帶動能力的“低級”社“出工不出力”補貼照拿，有些“高級”社“出工又出力”卻沒有得到政策的惠顧。

    農業部農村合作經濟經營管理總站副站長趙鐵橋分析認為，“如果做一綜合打分，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以分為好、中、差三個檔次，而且，三個檔次合作社的數量幾乎各占三分之一。”

    記者在采訪中也發現，一些省級示范社管理規范，市場運作能力、盈利能力強，甚至可以和國外先進合作社媲美，而檔次比較低的合作社，有牌子有辦公場地卻長期大門緊閉。

    業內相關人士對此各抒己見。有的認為這是壞事，說明發展得不夠快、不夠平衡；有的認為這是好事，為合作社退出、重組、聯合打下了現實基礎。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祖輝教授認為，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正經歷著從初級到高級的轉型，因此，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是正常的。當然，在這樣一個特殊時期，尤其要在完善制度上做文章，在政策引導上明確態度，不給只掛牌子的合作社吃糖，要讓那些依托特色主導產業努力做大做強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吃飽吃好。

    浙江龍游龍珠畜牧專業合作社成立一年半時間，注冊資金增加了380萬元，法人社員擴大到50家，形成了從飼料加工到產品銷售的完整產業鏈，合作社社長趙春根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他最大的困惑不是生產經營、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也不是資金問題。他說，合作社形成了產業鏈，質量安全通過每個環節把關，通過授信，貸款難也基本解決，“最頭疼的是合作社的注冊問題，是聯合社稅收問題，摸著石頭過河沒法踏實”。

    趙春根的困惑，是全國各地聯合社、股份合作社理事長、社員們的共同困惑。

    聯合社股份怎么安排？怎么分紅？這些關系到農民利益并最終決定合作社前途的問題仍然沒有清晰的解決方法。

    以大基地、大生產、大市場為特征的浙江溫嶺市箬橫西瓜專業合作社是合作社中的明星，社員年平均收入達20萬元。可是，理事長彭友達一直糾結于兩個問題：一是全國性農業保險何時展開，二是合作社什么時候可以向社會融資。追著太陽種西瓜，一直種到國門外的彭友達呼吁：“發達國家的農業保險政策、信用合作模式何時能進入中國？”

    做大做強后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盈利能力越來越強，對風險控制和資金效率的要求越來越高，國外的先進做法，自然成為合作社的期盼。

    專家們也一直建議，中國農業發展的當務之急，是要著力構建“規模化家庭經營+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新型農業雙層經營體制和“專業農戶+專業合作社+專業涉農企業+專業行業協會”的現代農業組織化體系。

    相對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目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得到國家層面的大力扶持。今年3月6日，國務院就專門出臺了關于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的意見。那么，能不能專門為合作社出臺類似的意見扶持合作社發展？

    近10年來，專家學者和業內人士對此呼聲很高。

    比如在2004年，在浙江召開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制度建設和立法安排國際研討會”上，十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表示：“合作社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我想至少現在國家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支持都應該全部適用于農民專業合作社，而且還要比它更多，支持的力度還要更大。”

    制度設計要滿足現實的需要，財、稅等扶持政策要起到正確導向的作用，對合作社的服務更需及時跟進，特別是在人才引進和培訓服務方面。

    “在公平的產權制度上打造富有效率的經營機制，增強服務功能，創新產業化模式，加強誠信建設，是合作社發展壯大的重大命題，要從人才這個源頭抓起。”長期致力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研究的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徐旭初對此深有體會。他說：“要想辦法把大學生引進合作社，要讓理事長們進高等院校培訓，要對社員進行全方位的素質培訓。”

    2010年開始，浙江在這方面作出了有效探索。省政府先后出臺《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鼓勵和支持大學畢業生從事現代農業的若干意見》等政策，與農林大學、農廣校創新舉辦“現代農業經營領軍人才提升班”，選送理事長到大學學習。自2009年起，省農廣校專門開設農民專業合作社班，學制2年，每年招生200人。

    參加首期現代農業經營領軍人才提升班的楊嬌陽，2007年還是一個不會種地的大學生，2008年便牽頭創辦了浙江天臺縣田禾糧食專業合作社。到目前，不僅自己承包1500畝土地種糧，合作社水稻面積也達到3058畝，投資150萬元的農業機械、烘干設備、育秧中心服務輻射到周邊幾個鄉鎮。她的成功，吸引了不少大學生回家領創辦合作社。而她的合作社，也不斷有年輕的農民工加入。

    記者在各地采訪發現，類似的教育培訓，在全國大有市場。

    甘肅省農牧廳根據合作社社員的呼聲，主動和浙江省農業廳結成對子，采用組織社員去浙江學習、把浙江合作社人才請到甘肅授課的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受限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甘肅還無力照搬浙江的人才服務政策。

    一直在想方設法為合作社做好人才服務工作的甘肅省農牧廳經營管理處處長謝鵬云向記者建議：“應該把合作社引進大學生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把合作社財務、營銷等管理人才的培訓納入國家高等教育服務體系。”

    從提高質量到加強聯合，從細化內部信用到搭建人才發展平臺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未來道路清晰可見

    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現代農業制度的重要內容，應體現既遵守國際原則，又適合我國國情的特點。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經過多年的探索與實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合作社的數量、參社人數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是，基于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仍處于初級階段這一現實，針對專業化、一體化聯合的發展趨勢，借鑒發達國家農民合作組織的先進經驗，對合作社的現狀和未來發展多一些理性思考，必將有利于推動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趨于平衡，盡快推動更多合作社從初級階段走向高級階段，探索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合作社發展之路。

    第一，隨著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加快，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參社人數將不斷增加，面對當前三分之二的合作社還處于中低級水平的現實，面對不可阻擋的數量增加趨勢，要正確認識合作社數量與質量的辯證關系。不論是以農場主為代表的歐美，還是以分散經營為特征的日本、韓國等，世界農業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農民專業合作社基本都經歷了從數量型到質量型的發展過程。

    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實施以后，國內合作社數量以平均每月1萬家的速度遞增。其中不乏運行規范服務能力強的合作社，但是相當一部分仍處于低級運行狀態。

    提升合作社發展水平迫在眉睫。2009年，農業部等11部委聯合發起了示范社建設行動，有效推動了合作社的提升發展。3年來，全國各級示范社已達到5萬多家，省級示范社7200多家。但兩者加在一起，只占全國合作社總數的10%，哪怕是堅持“既要數量更要質量”的浙江，其省級示范社數量也才接近全國的10%。質量與數量的矛盾，由此可見一斑。

    近兩年，各省相繼出臺合作社提升發展意見，明確了示范社數量的增加力度。下一步要把新增示范社數量和合作社總量緊密掛鉤，做到數量與質量的辯證統一。

    第二，聯合社和具有股份化傾向的合作社是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必然趨勢，國家應盡快完善制度設計，盡早出臺相應政策扶持、支持這些合作社發展。美國農業合作社規模世界最大，農業合作社加工的農產品占農產品總量的80%，出口農產品的70%由農業合作社完成。美國農業合作社取得如此地位，具備如此能力，得益于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合作社的聯合重組。

    最近幾年，國內合作社的聯合重組風生水起，聯合方式也和美國基本一致：以減少成本、擴大規模為目的橫向聯合；以提高產業鏈的整體效率和經濟效益為目標的縱向聯合。經營方式由某一生產環節的聯合向產加銷一體化綜合經營發展，組織形式由松散聯合向股份合作制發展。

    當前，我國新型合作社在工商登記、股份結構、分紅返利等法律制度方面稍顯滯后或相對缺乏，有針對性的財政、稅收等扶持政策也尚需加快出臺。

    第三，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需要信貸支持，需要加強合作社內部的信用合作，解決合作社進一步發展的資金需求。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為了解決合作社資金問題，在已經建立起以農業合作社銀行為主體的資金自助信貸體系的基礎上，一方面利用優惠財稅政策提高合作社內部資金積累能力，另一方面通過良好的外部融資環境來提高合作社資金籌集能力。

    我國也出臺了一系列緩解合作社資金困難的措施，但是，因為一些合作社內部不夠規范，缺乏信用評級，以贏利為目的的金融機構無法對接投資規模小風險大的合作社，因此，提高合作社內部資金積累能力，提高合作社資金籌集能力是當務之急。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為合作社信用合作指明了方向：有序發展農村資金互助組織，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規范開展信用合作。各級監管機構有必要盡快拿出解決資金互助社會計核算質量低與管理不規范問題的辦法，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資金互助社的操作風險。

    第四，農民專業合作社要達到“服務能力強、民主管理好”的目標，首先必須要解決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問題。不論是歐美還是近鄰，在合作社發展中都構建起了一套堪稱完美的合作社人才培養體系。美國是以農業高等院校為主導的合作社教育體系，丹麥是包括初等教育、城市學生的預備課程、農業基礎技術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農業連續教育四個層次的體系，韓國已經形成了以農協大學、農協中央教育院和農村生活指導研修院為骨干，以各地教育院、新農民技術大學和農業經營技術支援團為分支的教育培訓體系，就連印度也已經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合作社教育培訓網絡。1997年以來，印度每年接受教育和培訓的社員有120萬名左右，而且，培訓費用基本采取國家包辦的扶持政策。

    可貴的是，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合作社人才培養工作，已把合作社人才培養納入《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現代農業人才支撐計劃和陽光工程培訓。

    各地也進行了積極實踐，浙江省在2010年推出了通過財政補貼鼓勵合作社引進大學生的政策，并開設免費的現代農業經營領軍人才提升班，這些措施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

    但是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合作社人才引進和培養問題還有相當差距。亟須借鑒其它國家先進的教育培訓理念，及時總結國內的探索實踐，繼續加大投入，盡快構建起合作社人才培養的國家服務體系，把大學生領創辦合作社的扶持政策上升到國家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