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今年4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初審，和6月上旬的意見征集后，新《種子法》近期有望正式出臺。據悉，業內對于目前新《種子法》擬繼續施行的品種審定制產生了極大的爭議。
以企業為代表的一方認為，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品種審定制度束縛了種子企業的自主創新，已不再適合市場經濟的發展，如果中國也想要打造一個像孟山都一樣的種企巨擘，需要取消品種審定制度；而以行業協會為代表的一方則認為，鑒于中國農業人口數量龐大，種子市場化仍處于初期的特殊國情，此事不宜完全向一些西方國家看齊，審定制度應予以保留。
目前實施的《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于2014年2月1日正式實施（老版同時作廢），分為國審和省審，其審定品種包括水稻、小麥、玉米等主要農作物和各省確定的其它1到2種農作物。
按照品種審定制度規定，一個企業研發的農作物品種，必須先獲得參與品種審定的資格，進行數年時間的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并通過審定委員會審定之后，才能獲得市場化生產和推廣的許可。而在新版種子法草案中，明確了上述兩級審定的制度擬繼續施行。
“在這些年的實際操作中，一方面，官方審定的合法品種在市場上難覓蹤影，另一方面，超出審定區域的‘黑種子’卻泛濫成災。”湖北省農業部門的一位官員告訴記者，近年來國內農作物種子市場監管力度前所未有，但市場秩序混亂問題依然突出，例如在鄂豫交界地帶，農民用腳投票，催生出一條龐大的地下種子交易鏈，大量“官種子”填補不上的供應缺口最終靠的都是沒有合法身份的“黑種子”補齊。
湖南省一家種子公司負責人指出，品種審定制目前采用的試驗方法已經沿用了幾十年，其采取的單一化栽培管理模式，并未考慮品種對環境的個性化要求。同時，由于太過突出產量指標，片面強調在小范圍試驗中與對照品種的比較，忽視了相關栽培技術和配套措施的作用，導致大量本可以在實際大田表現突出的品種被扼殺在審定環節。
“換句話說，品種審定就是用同一個方法去種幾千個完全不一樣的品種。這直接導致企業育種研發首先考慮的不是市場需求，而是如何通過品種審定。”這位負責人表示，“這樣的審定制度只可能推出同質化的品種?，F實情況里，審定的‘三甲’甚至‘冠軍’品種被農民拋棄的現象比比皆是。”
中國農科院種業專家佟屏亞更是直指目前國內的種子產業是“計劃經濟的腦袋，市場經濟的腿。”由于品種審定委員會的權力過于集中且缺乏監督，此間存在的尋租行為以及腐敗現象也非常突出。
湖南一家種子企業向記者羅列了他們參加品種審定的“打點清單”：報名環節10萬元左右，試驗環節包括篩選試驗、區域試驗和生產試驗，共計100萬元以上，審定環節打點100萬元左右。“不僅專家官員要打點，就連在田里負責數據記錄的一般工作人員一樣要打點。一個品種從報名到最后審定，差不多要花250萬，而且臨時‘打點’還不行，要長期‘經營’。”
湖南省品種審定委員會一位前任委員直言：“大家其實都非常清楚那些數據是假的，都是跑出來、改出來的，已經沒有秘密可言。這里面涉及各方利益，尋租現象非常普遍。對于品種審定制度，我的建議是盡快取消。”
盡管市場上對于取消品種審定制的呼聲高漲，但在以行業協會為代表的部分業內人士看來，目前我國登記在案的種子企業大大小小有5000多家，生產著關乎國計民生的主要農作物的種子，一旦取消品種審定，很多企業并不具備承擔責任的能力，因此認為目前我國仍然不適宜取消品種審定制。
中國種子協會副會長鄧光聯告訴記者，中國種子市場化仍在建立初期，法治并不健全，企業數量和農民數量又如此龐大，進行事前監管和技術把關是必要的。之所以會出現反對的聲音，是因為審定門檻相對較高，市場競爭激烈，導致了一些企業在供需矛盾中為生存發愁。相對于美國的企業，我國企業的研發能力還差得太遠，現階段審定還是必須的。
中國種子協會另一位副會長李立秋也曾公開表示，目前品種審定確實存在公正性不高、相關人員有違規和腐敗行為等現象，可以對品種審定制度進行修改，但暫不適宜取消。還有觀點認為，中國加入WTO后，法律或政策上沒有了“防火墻”，如果取消品種審定制度，跨國公司以其強大的科研投入和育種水平，可以選育出大量的優良品種，搶占中國種業市場。
實際上，國務院近年來已經多次明確“深化種業體制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在種業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突出以種子企業為主體”的要求。對此，贊成取消審定制度的業內人士還建議，應以備案登記制取代現行的品種審定制。作為目前世界通用的制度，有專家認為，備案登記制能真正把品種研發的自主權還給企業，讓企業成為品種責任主體。實行備案登記之后，相關行政管理部門的主要精力應集中到建立、健全市場服務和保障體系上。
有種子企業的負責人認為，按照“誰登記、誰負責”的原則，品種登記者獲得種子生產經營的專利權，同時也必須承擔種子銷售帶來的全部風險。這樣也是積極響應國家簡政放權的號召，真正走向企業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和政府監管的良性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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