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食用菌市場需求不斷增大。在貴州省水城區，食用菌產業發揮著怎樣的帶動作用？科技如何助力產業提質增效？科研人員應如何參與鄉村振興“國家事”？針對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貴州水城科技幫扶隊食用菌項目負責人于富強。
科技+地方政府+企業，三駕馬車推動食用菌產業“從無到有”
記者：在貴州水城食用菌產業“從無到有”的過程中，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在科技方面提供了哪些指導和幫助？
于富強：2017年2月，我第一次來水城，參與中國科學院對水城的科技扶貧工作。當時處于脫貧攻堅階段，食用菌產業是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各個環節參與的人較多，這對帶動更多人脫貧致富非常關鍵。水城的領導提出希望做食用菌產業，之前這里沒有基礎，要考慮選址、建菌種廠、選擇食用菌品種等問題。第一年，我從昆明到水城跑了十多趟。
當時這么大的任務下來，我心里還是比較惶恐的。因為這不僅涉及菌種廠的選址、規劃、設計和生產，還需要從區位、品種、成本和市場等角度進行全方位考慮。做食用菌研究，一般是不同的專家擅長不同種類。在調研過程中，我發現自己的專業領域覆蓋不全他們的需求，開始請國內同行和實驗室同事一起找資源。所以，中國科學院在這里做的不僅限于科技幫扶，而是參與到食用菌產業發展的各個環節。
解決“三農”問題，最終要回歸到農業。我們科技方面的支撐是全方位的，從基礎研發到應用示范，從新品種引進和選育到菌種生產，從農戶栽培技術培訓到成果示范推廣。在共同努力下，水城建設了食用菌研究所、菌種廠和鮮菇冷鏈物流集散中心等。經過3年努力，水城建成了日產50萬袋菌種的生產線，成為西南乃至長江以南最大的菌種生產基地。政府通過流轉農戶的土地，建設標準栽培大棚，同時建設菌種廠進行菌種保供，農戶可以來打工，也可以購買菌種、租賃大棚自己栽培。在這個過程中，有些農戶慢慢成長為了大戶，成立了企業（或合作社）。經營模式在發生著快速衍化，派生出以個體為主、“企業+基地”、“企業（或合作社）+基地+農戶”多種方式。目前，逐漸有福建、山東等外地的企業或個人來租賃設施生產食用菌，這不但能帶動當地農戶的生產技術和水平，而且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
水城食用菌產業“從無到有”的過程，科技發揮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的領導干部、牽頭企業也花費了巨大的精力。當時水城還沒有撤縣設區，原縣委書記張志祥對這個項目高度重視，他平均每隔一兩周都會去菌種廠和基地現場看看，很多時候是悄悄去。原龍頭企業貴州省康群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經理劉春雨來我們實驗室說：“我就認你做師傅了，以后有什么技術問題就找你。”我也毫不猶豫的答應：“我們能解決的問題馬上推動，解決不了問題的從國內外給你找專家；技術難度大、研發周期長的我也會告訴你”。有了科技保障，地方政府重視，龍頭企業執行力好，我覺得這是水城食用菌產業能做起來的主要原因。
手把手現場教學，生產和知識相互學習、修正和促進
記者：在與農戶的對接中，他們的思想、觀念、態度發生了哪些變化？
于富強：因為國家的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政策，參與進來的農戶都是帶著期望的，多數人也愿意接受培訓和學習新知識。這其中，戶外培訓很關鍵，在栽培過程中手把手地教是最有效的。坐在那里講理論知識效果不好，大家會犯困，有人想抽煙又不好意思。后來我們總結，在栽培和管理季節要多跑基地，現場講，農戶一下子就明白了。
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存在著一個農戶接受我們的過程。之前許多農戶認為中國科學院是“給國家做事的”，離他們生活比較遠，甚至有些神秘，不會去做種植、下地這樣的事情。但是，我們做了幾次現場培訓以后，就得到了大家的認同。
有一次我去一個鄉鎮進行指導，有位村民問：“這個人是哪個鄉鎮的，還是縣里的指導員或者技術員？”得知我是中國科學院的，村民說：“不像，這個人都踩泥下地、用手刨土的。”我當時穿著有洞的涼鞋，褲子是半截短褲，村民認為中國科學院的專家應該不是這個樣子。從那時候起，我和農戶間的距離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在水城也有了一個新綽號“于蘑菇”。
我覺得這個過程是一個生產和知識相互學習、相互修正和促進的過程。農戶有自己的考量和經驗，這時要考慮他們的思維模式、知識結構和接受程度，否則可能事與愿違。我很理解農戶在投入方面的謹慎和觀望，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抵御風險的能力不足。今年種什么下去，要產生多少收入才能維持家庭的日常開支、醫療和孩子的教育，農戶要算這個賬。如果虧錢的話，對一個家庭來講是很大的風險。我們在農村開展技術示范推廣工作時，一定要在模式設計的時候就讓農戶看到希望，不一定上來所有人都賺錢，但一定要有人賺得到錢，而且利潤可觀，這件事情才可能持續下去。同時，與其他農作物來比，菌類栽培對技術和管理的要求是比較高的，帶來的風險也偏高。比如羊肚菌做得好一畝地每年可以賺到二三萬，做的不好本錢都要賠進去。這就需要我們在技術培訓和管理指導上下足功夫，不斷降低農戶的風險。
在水城絕大多數農戶沒有食用菌栽培經驗的情況下，得益于從區、鄉鎮、企業到科技人員、農戶各個環節的密切配合，水城食用菌產業得以快速發展，這個過程中大家的觀念、意識和態度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個人也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啟發。
走差異化市場路線，推動產業提質增效
記者：食用菌產業目前在水城區的發展情況如何？在科技等方面，下一步有哪些提升計劃？
于富強：目前水城的食用菌產業，在生產規模上已排在西南地區前列。2023年，區里建成了食用菌批發市場和冷鏈物流集散中心，日周轉鮮菇500噸，可直供西南、長三角和珠三角批發市場，在貴陽、重慶、廣州等建立起相對穩定的銷售渠道，徹底解決了水城食用菌的銷售問題。
當前我們關注比較多的是適合長久發展的食用菌種類和優良菌株選育。首先是市場價格高，第二是品質好。六盤水市（水城區）有“涼都”之稱，很適合發展冷涼品種，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季，中低溫食用菌市場有著不小的缺口。比如說平菇，山東是主產區，常規的市場價格為兩三塊一斤，但水城夏季外銷的平菇可以到四塊五一斤，利潤翻倍。目前平菇已成為水城發展態勢最好的食用菌。同時，我們也幫助水城發展大球蓋菇、羊肚菌、香菇等其他中低溫食用菌，開展優良菌種的引進和選育，打全國食用菌供給的季節差和綠色發展牌。
現在水城食用菌產業發展已經到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要有品牌意識和做長期發展的規劃。在科技方面我們認為，優良品種引進和選育、菌種保供體系建設和技術人員培訓非常關鍵，需要繼續做好科技支撐。在此基礎上，逐步從以食用菌生產為主、菌種生產為輔向以菌種生產為主轉移，不斷提升產業的發展水平和空間，充分發揮科研優勢和龍頭企業帶動作用，促進產業可持續發展與鄉村振興。同時，這也給整個產業的運維管理和團隊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下一步水城食用菌產業發展的核心問題。
心系“國家事”，促進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有機銜接
記者：您認為參加幫扶項目，對于科研工作者的意義有哪些？
于富強：讓我思考比較多的是科研方向如何與國家需求相結合。中國科學院院長侯建國提出科研人員作為“國家隊”“國家人”，必須心系“國家事”、肩扛“國家責”。他說，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就是“國家事”，這讓我對自己的工作很有信心。中國脫貧攻堅成績舉世罕見，國家花這么大力氣，派出這么多力量，作為科研人員能成為其中的一份子是很榮幸的事情。
我以前主要從事基礎研究，基本不需要跟農戶打交道。自從開展科技幫扶和應用研究以來，我發現很多問題以前在實驗室里是收集不到的。許多技術環節到了農戶那里會發生變數，比如：我們研發的品種適合在棚里種植，但農戶沒有棚、又不愿意花太多錢搭棚，希望能搭簡易棚或在自家林下種植；搭棚用的材料、甚至種植用的材料也希望能就地取材、自給自足。這是在一線才會遇到的問題，對我們的技術和菌種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對此我深受教育和啟發，通過跟一線技術人員和農戶打交道，我們發現和收集了很多明確的科學和技術問題，不斷修正和完善團隊的研發方向和目標，更好地推動成果落地，促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
十年磨一劍，探索山區三產融合發展新模式
記者：總結食用菌產業在水城的發展歷程，您認為是否有可以向其他地區和國際上推廣的經驗？
于富強：近十年來，基于在云南、貴州和四川等地的實踐，我們研發推出了一種適合山區的“農林牧融合發展模式”，主要包括兩部分內容，其一是，充分發揮腐生型食用菌分解者的特性，轉化利用農林牧業產生的秸稈、鋸末和畜禽糞便等有機質進行食用菌（如大球蓋菇）栽培，菌渣再以營養豐富有機肥的形式還田；其二是，利用菌根型食用菌共生者的特性，將植樹造林、植被恢復與食用菌（如塊菌-俗稱松露）生產結合起來，人工林生長起來了，林下的名貴食用菌將持續產出。該模式通過珍稀名貴食用菌的生產，促進農林牧產業的有機融合和持續發展，具有清潔轉化、高效生產和綠色低碳的特點，可在許多山區示范推廣。同時，我們還在探索食用菌的科普研學、采摘體驗和健康養生等發展路徑，提高食用菌產業產值，促進一二三產融合。
然而，談技術本身容易，技術背后隱藏著大量的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問題，這些問題研發難度大、周期長，多是企業、高校和一般科研院所不愿深入的領域，但對產業的轉型升級和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支撐。比如羊肚菌菌種的快速衰退，這是一個典型的基礎科學問題，卻是產業的源頭和重要風險點，對產業發展至關重要。我覺著這是中國科學院該做的，是主責主業中的“底層關鍵技術和基礎科學問題”，也是我們的強項。
以上的研究、經驗和模式，也得到國內外同行的認可，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我們下一步將繼續深挖其在土壤持續利用、食品安全與碳中和領域的應用潛力和科學問題，服務國家鄉村振興和生態文明建設。（來源：中國科學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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