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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后，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農民收入增加緩慢，農民生活水平低的問題。目前農村還有大約3000萬人沒有解決溫飽。能否解決農民收入增長問題，關系到社會的發展和穩定；能否建設小康社會，關鍵在于農民能否實現小康。 　 一、限制農民收入增長的因素分析 　 一是長期以來，由于政策和體制上的原因，導致今日城鄉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農村發展緩慢，農民收入逐漸下降。其表現為：首先，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人為地將居民劃分為城里人和鄉下人。也使中國經濟體制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但正是城鄉分割對立的二元結構，將農民封鎖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有限的土地上，農村的人口持續地增長，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現在，我國人均耕地減少到1．2畝，造成勞動力過剩，農業效率愈來愈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不僅是一種職業身份，還意味著經濟身份、政治身份、法律身份和社會身份，農民的地位和城鎮工人的地位不平等，他們進城找工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樣自由的選擇，而是受到諸多限制和歧視。農民只能去做城里人不愿干的臟、累、險、差的活，而這些活的報酬往往很低。其次，長期以來，我國在公共設施的投入上實行城鄉有別政策。對于城市所需要的水、路、通訊、道路、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公共基礎設施由政策專門提供；而對農村，這些公共設施主要靠農民自身解決，國家僅給予適當補助。這對于年均收入僅相當于城鎮居民1／3收入的農民來講，自籌資金搞基礎設施建設，必然降低他們的收入水平。目前我國70％以上的縣、鄉政府的財政面臨困境，債務沉重，缺乏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農村亂集資、亂收費、亂攤派現象急劇膨脹，農民負擔過重。另一方面，農村資金的有限也使得農村的這些基礎公共設施建設老化、落后、殘缺不全，導致農民生活質量與城市居民生活質量差距越來越大。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公民在法律上的地位平等，在政策、制度上也應該是平等的，人人應有同等的享用權、發展權。在公共基礎設施上的差別對待就是事實上的歧視和不公正。要對農村公共財政體制進行改革，必須建立完善的地方稅收體系，保證農村政策能夠根據本地居民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務。再次，農產品價格低。今天，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領域里，很多農產品的價格多年不變，有些產品的價格甚至開始下跌。但是農民的支出和稅、費卻在增長。近幾年來，部分農產品在市場由供大于求，產品無法賣出，農民資產無法變現。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是農民收入增加緩慢的一個主要原因。據統計，從1996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速度依次為9％，4．6％，4．3％，3．8％，2％。事實上中國高速度發展的大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貧富差距是在逐年放大。因此，一方面，要通過深化農村改革，創新農業運行機制和經營方式，依靠科技降低成本，增強農產品競爭力；另一方面，要按照中央精神，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保護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二是農民文化素質偏低，影響其就業機會，也是導致其收入低的原因。農民文化素質偏低有其自身的緣故，也有政府投入教育經費不足的因素。我們經常提到義務教育，但義務教育是什么？它已經走了樣，尤其在偏遠落后的農村，已難以保證。而原本困難的地方財政卻要為義務教育支出大約占去鄉鎮財政50——70％和縣級財政的40％左右。鄉、鎮政府的財政主要來源靠向百姓征收，甚至出現“三亂”現象，加重了農民負擔。導致農民貧困，使更多的孩子難以完成基礎性教育。既要科技興國，又要減輕農民負擔，那么鄉村義務教育由誰由承擔？目前的政策不銜接，這種惡性循環使農村的義務教育形同虛設。因此，政策要保證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不能靠希望工程解決農民子弟受教育的問題。另一方面，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這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權利。到上世紀末，我國近85％勞動者只有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教育的區域差異明顯。城鄉教育水平差距大，城鄉適齡青少年受教育年限相差了3至5年。教育經費投入的不平等，使城鄉居民的文化水平差別拉大勢必造成農民進城難以找到高酬勞的工作，影響農民收入增長。 　 二、提高農民收入的基本途徑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六大在新世紀、新階段向黨和全國人民提出的宏觀奮斗目標。要實現“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所面臨的重點和主要難點是解決農民收入問題。解決這個問題要著力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一）取消國家對農村的不公正的限制性政策 　 十六大報告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個提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關于“三農”問題的傳統觀念。這是現階段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立足和思維方法。通過統籌，尋找多種途徑和方法解決農民問題，逐步取消不合理的對農村的限制性規定，縮小城鄉差距。首先，加大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比例，發展農村基礎性設施，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其次，繼續搞好農村稅費改革，稅費改革由試點變向向全國31個省市推廣，急需調整針對農村的稅、費的設置。目前，農戶直接承擔的主要農業稅、特產稅和屠宰稅3大種稅種，稅收總額約為380億元，僅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3％。我國人多地少，在經濟發展過程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的壓力大，再征農業稅又加大了壓力，減免這部分稅收對工業化和國民經濟不會有多大影響，但對農業影響頗大。再者政府一方面通過稅收把錢收上去，另一方面又通過轉移支付把錢發下來，既增加稅收成本又提高了運作成本，這就需要進一步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稅、費，應盡快進行農村稅費改革，以減輕農民負擔。三是，政府的政策要配套并銜接。如建立公共財政體系，建立合理的轉移支付體系，確保農村教育的發展和農民負擔的減輕。 　 （二）加快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 　 目前雖然在城市由于勞動力多余工人下崗，讓城市“不堪重負”。而現實問題是，大約有8000萬之眾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今在比城市更加不堪重負的農村上難以找出路，只有轉移出來才能增加收入。根據有關資料測算，農村剩余勞動力超過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3，城市失業率最高不超過計劃12％（包括失業、下崗、冗員）。衡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水平有兩個指標，一是工業化程度，二是城市化程度。城市化是隨著工業化程度不斷提高，人口由農村逐漸向城市遷移和集中的過程，體現于城市人口總量的比重不斷上升和農村人口比重的逐步下降。從這個意義講，農工潮的流動是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要正確認識農民工問題，善待農民工。加快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逐步減少農民數量，增加就業機會，大幅度提高城鎮化水平，解決農民就業問題是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的根本措施。中國人口多、各地發展不平衡的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城鎮化必須走多元化發展的路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并舉，形成中國特色的城市體系。 　 （三）走科技興國、文化增收之路 　 全國接受義務教育的總人數為1．9億人，有70％在農村，在全國大多數縣及鄉級財政支出中，中小學教育經費支出占到50％以上，但其財政收入卻只有全國財政總收入的21％，在基層財力不足的情況下，向農民攤派就成為無奈的選擇，農民負擔相當沉重。在這一問題上政府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積極解決鄉村9年義務教育經費問題，讓農民也能夠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樣的待遇。要切實落實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另一方面農民以發展的眼光對待教育。只有接受教育，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增強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素質發展經濟的自覺性和緊迫性，舍得在教育上增加收入，才能徹底改變貧困落后的農業生活。各級領導干部除了從體制、政策的層面上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創造條件外，要著力從提高農民素質和能力著手，幫助他們提高生存、生活和塑造自我的能力。這是最根本的富民之道，治本之策，戰略大計。提高農民文化素質，是增加農民進城就業能力、增加收入的必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