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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張德元 　　減輕農民負擔作為“三農”問題的焦點之一，許多學者已經對農民負擔的成因、現狀等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好建議；中央也采取了諸如“稅費改革”等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遺憾的是，“稅費改革”之后，又出現了“明減暗不減”甚至“明減暗加”的現象，所謂的“農民負擔反彈”現象被一些學者不幸而言中了。出現這種現象，其原因是復雜的；但如果暫且撇開其他因素不論，單從我黨一貫重視的“干群關系”的角度去觀察，我們會發現一個“悖論”，“農民負擔反彈”和基層“干部負擔過重”有一定的聯系。 由于干部有“腐敗”的條件，有些人就錯誤地把這種條件演化為充要條件，所以，一提到干部，他們就沒有好感；更不會想到干部也有“負擔過重”的問題。其實，客觀地講，“我們的絕大多數干部是好的”，尤其應該看到，我們的很多基層干部是在比較艱苦的環境下工作，正是他們在維護著我們這個社會穩定的基礎。只要你深入農村、深入基層，你不難發現，“訴苦”的不僅是農民，也有干部；農村基層干部們會向你抱怨來自“上面”的各種“負擔”，冥冥之中，你會感覺到，“干部負擔”和“農民負擔”其實是孿生的。 基層干部的最重負擔，是來自財政方面的巨大壓力，這在中西部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對于鄉、村干部來說，收費、收稅不僅是他們的工作，更是他們義不容辭的“任務”??盡管他們也明白收稅本是稅務部門的“義務”。在完成了“上面”的任務后，他們還要“保一方平安”??教師要發工資、要修校舍、要辦公費、要修路、要造橋……更要命的是，“上面”往往發來許多要“為民辦實事”的紅頭文件，但卻只給政策不給錢，這種“上面”請客“下面”買單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使基層干部陷入“不仁不義”之境。結果是“上面”的統計數據越“光輝”，“下面”干部伸向農民的手就變得越“骯臟”??農民們情不自禁地說：“上面的好經被下面的和尚們給念歪了”。 基層干部除了要常抓不懈地“搞錢”之外，還要經常不斷地進行“短促突擊戰”，以應付誰也不能得罪的“上面”各部門發起的一場場“當前中心工作”--也就是一場場“運動”。每場“運動”都要“一把手”親自抓，“一票否決”，檢查、評比更是少不了，弄不好就會“進籠子”。你無論走進哪個鄉、鎮政府，墻上都一排排地掛滿了諸如“先進”、“達標”、“第幾名”之類的獎牌或錦旗，這哪一塊獎牌或錦旗不是錢堆起來的呢？農村基層干部們不會造鈔票，錢從哪里來？最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就是“求助”于他們屬下的子民了。 鄉鎮基層干部也有家庭的負擔，他們也是人，也要養家糊口。雖然公務員是鐵飯碗，也在不斷加工資，但由于縣鄉兩級財政困難，“加工資”的政策在下面往往難以兌現，得靠他們“自己想辦法”。根據我在下面的走訪，基層鄉鎮干部月工資超千元屬罕見現象，600-800元之間是普遍的，而且還經常拖欠或不能足額發放。鄉鎮干部中的大部分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招聘干部”，好不容易熬到九十年代才陸續“轉正”，但他們的配偶多是“農村戶口”，“單職工”家庭居多，撐起他（她）家的那片藍天恐怕也不比“造福一方”容易啊。于是，他們自力更生了??吃一點、喝一點、拿一點，農民負擔也就跟著來了。當前，農村社會矛盾多、干群關系緊張，“上面”就遷怒于鄉鎮干部，責怪他們“素質差”。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都是“理性人”，共產黨員也不例外，在他們生活拮據時忘記“共產黨員修養”是符合經濟學邏輯的。 我們的決策部門現在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應該如何評價、對待我們的農村基層干部？隨著農村社會矛盾的表面化，“上面”對農村基層干部越來越不滿意，好象農村的所有問題和矛盾都要由農村基層干部負責。一些媒體也跟風炒作，電視劇中不斷出現“素質差、作風硬、歪戴帽、手持棍”的農村基層干部形象。這絕對是有失公允的。其實，農村的一些矛盾和問題是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應該看到，正是這些倍受指責的農村基層干部在維護著農村的社會穩定，為我們的改革“保駕護航”。農民們對計劃生育政策由過去的抵抗到現在的理解，每一個了解農村基層情況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其中凝結著農村基層干部的多少汗水；在我們一邊慶祝財政收入連年增長，一邊批評基層干部作風粗暴的時候，你可知道，那財政收入的“輝煌戰績”中也包含著農村基層干部的“惡劣貢獻”！中國農民難當，農村基層干部也難當，“鄉官”辭職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為了避免掉進發展中的“陷阱”??城市化過程中的農村凋敝，必須在農村留住人才，而我們眼中的那些“低素質”農村基層干部恰恰是中國特色的“鄉村精英”，我們不能整跑這些“精英”、整跨農村基層干部隊伍。所以，我建議，我們的“上面”在強調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加強對“下面”監督、管理的同時，也要對農村基層干部的政治、經濟生活方面給予必要的關心和幫助。是時候了！ 決策部門要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農村基層干部的種種負擔是怎么來的呢？一言以蔽之，來源于我們的不合理的政治、經濟體制。“壓力型政治體制”即把上面的壓力轉移到鄉鎮干部頭上，鄉鎮干部再把這種壓力傳遞給無處可躲的農民；現行的財政體制在給予基層干部工作負擔的同時，也加重了基層干部的生活負擔，諸如此類。所以，要徹底解決農民負擔問題，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