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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農村的高利貸并不是新鮮話題。從改革開放以來，在過去的20多年里，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影響中國農村的發展。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披露的浙江溫州的“抬會”，是有明確記載的最早的農村地下金融運作方式。此后，非法集資和高利貸、洗錢等等類似報道不絕于耳，中央政府打擊地下錢莊，耗費了巨大的精力財力，然而收效甚微。只用“堵”的辦法，沒有“疏”，是不太可能根本解決農村金融問題的。可以這樣說，在未來的幾年甚至十幾年里，農村非法集資和高利貸仍然是主要的融資模式，而類似鄭東勇的這種悲劇將會繼續上演。 在農村借貸這個有無數人表演的舞臺上，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和貴州農民鄭東勇適成兩個極端。他們兩個人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但是他們都作了一件事，把錢借給急需的農民。以數千元起家的“茅于軾基金”，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目前已經滾到了50萬元之巨，惠及周圍幾個村莊數百戶農民。貴州農民鄭東勇用他的生命，寫下了農民仍然把信譽看得比生命還重的挽歌。這是我們在目前農村金融混亂局面中看到的兩個亮點。 這兩個故事帶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示？ 信用和信譽仍然是我們解決農村金融問題的關鍵。在我們的銀行普遍以“個人信用制度尚未建立”的借口，把個人借貸、小額信貸拒之門外的時候，其實也就是農民、市民對銀行越來越不信任的過程，而這種不信任的累積，可能對信用社會的破壞力量更嚴重?；バ疟晃覀冦y行忽略了。社會信用的建立不是單方面的，不只是銀行和金融機構對借貸者的信任，還包括借貸者、市民、農民對金融機構的信任。調查數據明白無誤的告訴我們，農民對目前的農村信用社已經喪失了基本的信任。只存不貸，存易貸難，被迫無奈，農民只好選擇高利貸，只好選擇個人。 山西臨縣龍水頭村的農民在他們碰到茅于軾之前，和全國農民一樣，沒有地方會把錢借給他們。但是他們很幸運，碰到了茅于軾。到目前為止茅于軾的基金前后放貸五百筆以上。有很少的幾筆無法償還，還是經過村民大會開會認定，才把壞帳清理。但是據說當地政府曾經試圖按照貿于軾的模式在其他地方建立這樣的基金會，結果是農民借錢就不還。這使國家對茅于軾的模式敬而遠之。 我以為這個例子并不能說明農民不守信用，原因就在于農民積累的對某些部門的不信任。茅于軾去過那個村莊，農民們看到過他，知道他不是“大款”，是他們見到的真心實意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人，因此即使這個基金的利息比國家規定的偏高，大家仍然甘之如飴，并且覺得如果借了這個錢不還，良心上不安。 如果拿著國家的錢去扶貧，還要擺出救世主的面孔，那么這個錢就可能被農民認為是救濟款，再加上國有企業20年來借錢不還的無數例子，農民們會覺得借國家的錢可以不還。再加上工作人員的態度（很難好），農民借錢不還可能就沒有良心上的不安了。這是目前小額貸款、農村信用社碰到的兩難處境。 我們實事求是的說，目前農村信用社的運作模式已經與農村的現實極不適應，農村信用社的模式應該放棄了。農村的金融秩序需要重建，應該允許農民建立更小規模的基本上以自然村為單位的真正的信用社，完全由農民自主經營，自主管理，這樣才能重建互信關系。也只有把互信關系建立，我們才可能解決久治不逾的農村金融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