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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糧國稅，古已有之。直到今天，“交公糧”一詞，仍是中國農民的口頭禪。其實，公糧就是農業稅。解放后，農業稅曾長期征收實物（公糧），1985年改為繳納現金，嘗試由實物稅向貨幣稅轉變。可是，農民賣糧交稅，多了一重交易，平添許多麻煩。如果碰到谷賤傷農，出現賣糧難，農民負擔更重。考慮到國情和農業的特殊性，1993年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又明確規定，農業稅征收采取兩種方式：既可以貨幣繳納、貨幣結算；也可以實行“實物征收，貨幣結算”，即按規定品種中等質量的公糧數量、計稅價格，折算農業稅金額，農民以糧納稅，依質論價，以完成金額任務為準。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稅作為一個獨立稅種，充分考慮了我國農業發展水平、生產特點以及自然條件、歷史傳統等因素，有自身鮮明的特點。按稅法規定，一切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益的單位和個人，都要繳納農業稅，征稅對象是農業總收益。照理說，就總收益課稅，有點像所得稅，但是所得稅的征稅對象是凈所得，而農業稅指的總收益，并不扣除成本費用，從這一點上看，它的課征方法又類似商品稅。 我們知道，工商稅收按月收取，長流不斷。農業稅卻不能照方抓藥，月收月繳。道理很簡單，中國地域遼闊，自然條件不同，種植習慣各異，作物生產周期較長，因此，農業稅只能在作物收獲時節進行，一般分夏秋兩季集中征收。但各地的具體繳稅時間，也不可能齊頭并進，稅務部門要根據當地的自然情況，靈活掌握，及時收繳。 民諺云：白露早，寒露遲，秋分麥子正當時。農業生產受自然因素影響大，豐年稻谷滿倉，荒年顆粒無收，都是時有發生的事。不過，雖然豐歉難測，可從較長時間看，農產品產量、價格還是相對穩定的。也正因如此，農業稅的計稅依據，不是當年的產量，而是常年產量，即根據土地的自然條件、當地的一般經營條件和種植習慣，在正常年景下所能收獲的產量。常年產量一般按主糧（北方為小麥，南方為稻谷）評定，其他非主糧產品，要按一定標準，折算為主糧作為計稅依據。 我們常說，農業不興，無談百業之興，農業不穩，則諸業不穩。體現在稅收負擔上，農業稅保持長期穩定。1958年農業稅條例頒布，全國平均稅率規定為常年產量的15.5％，這一稅率長期保持不變。與其他按比例征取的稅種相比，農業稅有一明顯不同，即實行地方差別比例稅率。在實際操作中，農業稅稅率呈現兩種形式，平均稅率和適用稅率。平均稅率自上而下，依次為全國平均稅率、各省平均稅率，直到縣平均稅率。以國家規定的平均稅率作參照，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根據自己的情況，確定各自的平均稅率。譬如，黑龍江高居榜首，為19％，北京15％，新疆13％等等。到這里，中央就徹底放權了，各省再順流而下，敲定地、州、縣、市的平均稅率，直至落實到基層。至于納稅人的適用稅率，指的就是每個納稅人的稅率。一般來講，縣級政府根據平均稅率，結合納稅人情況，予以確定。 應該說，單從農業稅的角度來看，農民的負擔并不算重。國家規定15.5％的平均稅率，只是個名義稅率，現實中很少突破，目前全國實際平均負擔率不到3％。農業稅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也是一路走低，以2000年為例，農業稅為165.9億元，僅占當年稅收總額的1.3％。但近些年來，為什么農民負擔不輕反重呢？聽一聽老百姓口傳的諺語，個中原因便昭然若揭。“頭稅（農業稅）輕，二稅（提留統籌）重，三稅（集資攤派）是個無底洞”。亂集資、亂攤派和亂收費，才是加重農民負擔的罪魁禍首。農業部對100個縣監測調查顯示，2000年，農民上交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集資和攤派同比增長竟達21％。 為解決農村稅費混亂問題，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從2000年起，我國推出稅費改革試點，調整農業稅政策。到2002年，試點范圍繼續擴大，涵蓋了20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所謂農村稅費改革，是通過稅收形式，規范國家、集體和農民的分配關系，它的主要內容，概括起來就是三取消、兩調整和一改革，即取消鄉統籌、教育集資等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其中農業稅政策調整大刀闊斧，涉及計稅面積、常年產量、稅率等。在計稅土地上，一改“一鍋煮”的習慣做法，只對用于農業生產的土地征稅；對于常年產量，固定在1998年前5年農作物的平均產量，并宣布保持長期穩定，這無異于給農民一顆定心丸。至于稅率，更是使出大手筆，仍實行地區差別比例稅率，但最高不超過7％，遠在全國平均稅率之下。農村稅費改革，的確給試點地區的多數農民松了綁，一些農民夏季一次性繳清全年稅款，便是對稅費改革的肯定。 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農業稅政策是否需要調整，還需仔細斟酌。西方許多農產品生產國，政府對農民不征反補，即不僅不向農民收稅，反而給予直接補貼。譬如，2000年，美國對耕地的補貼為每公頃100—150美元；而歐盟諸國，對農業的補貼達到每公頃300—350美元。在我國，情況正好相反，不補反征，也就是說，國家不僅沒有補貼，反而征收農業稅、牧業稅、特產稅。再從農業經營規模上看，我國僅是歐盟國家的四十分之一，美國的四百分之一。經營規模小，但負擔重，與外國農業同臺競技，我國農業自然沒有優勢可言。 綜觀全球，有三類稅收與農業、農產品和農民有關。第一類，把農民作為一般國民的稅收；第二類，對農產品流通的征稅，如消費稅、營業稅、增值稅等；最后一類，是我國采用的農業稅等，針對農業生產的稅收。前面說過，農業稅不僅在總量上，而且在整個稅收中所占的比例，都比較低。即便取消農業稅，對總稅收的影響無足輕重，但卻能惠及億萬中國農民。由此產生的資金缺口，不妨借鑒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做法，即征收消費稅，取代農業稅。有人算過一筆賬，以2000年為例，我國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34152億元，假如按1％征收消費稅，可征300多億元，仍遠遠高出當年165.9億元的農業稅收入。當然，瓜熟才能蒂落，對農業稅進行根本改革，還需左右權衡，周密論證，待時機成熟，才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