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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篇文章之前，一則笑話時常縈繞在記者的腦海。笑話講的是古時候有一家財主非常想要一個兒子繼承家業，可是老婆不爭氣，第一胎生了一個女兒，財主取名叫“招弟”，第二胎還是女兒，財主取名“再招”，第三胎同樣是女兒，財主徹底死心了，干脆取名為“絕招”。 笑話雖能博人開心，但也可以看出，人們的生育觀念已走過了一段漫長的歷程。時至今日，隨著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們已摒棄了那種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生育觀念，生多生少的問題在老百姓的眼里顯得微不足道。 轉變之一：政策這道紅線不敢越 “現在哪個超生得起嘛，上萬元錢的罰款拿起還是心疼。”順慶區李家鎮的李德清夫妻倆長期在外打工，沒有注意節育措施，于1992年生下一子，回家后主動受罰。在說起超生一事時，李德清說：“如今政府對獨生子女的政策比較優惠，計劃生育的法律法規也比較健全，有悖國家政策的計劃外生育理應接受處罰。” 據了解，去年10月1日頒布實施的《四川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農村違法超生一胎按該縣上一年度農民人均純收入的6倍至8倍計征社會撫養費。這樣，高額的經濟處罰迫使有的農村家庭實難承受，使一部分人想生又不敢生。近年來，各地加強對計劃生育的有關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宣傳也促成了當地群眾生育觀念的轉變。上世紀90年代以來，營山、南部等縣市區率先在當地開展了“百里婚校長廊”、“生育文化大院”、“婚育新風進社區”等婚育新風進萬家系列活動，有效地促進了育齡人群對舊觀念的摒棄，對新型生育觀念的接受，全省也將此做法作為經驗推廣。 記者從市計生委了解到，近5年來，我市在廣大農村大力開展計劃生育“三結合”，計劃生育村民自治工程，婚育新風進萬家等活動，使全市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全市近5年累計少生人口7.９３萬人，人口出生率已從1999年7.85‰下降到今年的1.87‰，人口自然增長率已從“九五”末的2.６０‰降為1.０‰，全市獨生子女數和獨生子女領證率從“九五”末期的63.２萬人和40.６%分別上升至73.６３萬人和48.５３%，計劃生育在我市城鄉已深入人心。 轉變之二：生男生女都一樣 “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孩子早享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多子多福”……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些話語時常掛在老百姓的嘴邊。進入21世紀的今天，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農村的青壯年大批走出家門掙錢，外界的先進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農村育齡人員生育觀的轉變。 “女兒有什么不好，當初，我也想要個兒子繼續香火，但上萬元錢的罰款著實讓人犯愁，事后與老婆一商量，還是生一個，多掙錢把小日子過紅火點好。”西充縣常林鄉的王軍對生兒生女的問題有自己的想法。閬中市雙龍鎮的李秀碧膝下有兩個兒子，老大與老二都雙雙成了家且有了孩子，看到兩個兒子生的都是女兒，李秀碧老人起初牢騷滿腹，鼓勵兩個兒子再“試一試”，看能不能生個男孩傳宗接代。兩個兒子長期在廣州打工，一門心思用在了掙錢上，多番給母親做工作，宣傳外地人的生育觀念，最終疏通了老人的思想。如今，兩個孫女都上了小學，家里一團和氣，李秀碧樂不可支，高興地說：“而今這年頭，還那么封建干啥，生男生女同樣享福，女兒也是傳后人！” 轉變之三：子女不在多在于“精” 上個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我市農村雙雙外出的“超生游擊隊”近20%，現在流動人口超生的只占4.２%，作為擁有80%農村人口的農業大市，我市的計生工作綜合質量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在全省的中下水平，到去年走到了全省的前列。 市計生委主任宋輝光感慨地說，農村生育觀的變化開創了全市計生工作的新局面。 農村的獨生子女多了，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情非常迫切，他們寧愿多花錢將自己的子女送到教學質量較好的學校就讀。西充縣復安鄉的何小華夫婦在廣州做餐飲生意已有3年時間了，沿海經濟特區開放式的教育管理刺激了夫婦倆的心，“只有一個兒子，總不能像自己一樣吃苦受累吧”，她與丈夫一合計，將兒子接到廣州去讀書。如今，在沿海各地和經濟發達地區，就讀于打工學校的農家子弟比比皆是。 記者在采訪中還發現，時下，農村雙雙外出打工的年輕夫婦較多，丟下的子女大多讓留家的老人照看，孩子少了，家長對孩子的成長進步期望值也高，有的干脆繳了高額的學費將娃娃送到城里去讀書，并且為老人租上房子讓其當“陪讀”。這也是獨生子女為農村帶來的新現象。 “與七八十年代相比較，現在的計生工作好開展多了，政策、技術、服務等逐步健全，再加之老百姓觀念的更新，我們計生干部遭罵、挨打的現象也少了。”蓬安縣龍蠶鎮一位從事了近20年計生工作的村干部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