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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及各級黨委政府為制止農村“三亂”、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下大力量對農村 “三亂”進行了治理整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農民群眾反映當前仍然是負擔重、收費亂，政府年年禁，物價年年查，“三亂”問題還是相當嚴重，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洛陽市涉農收費(價格)監督檢查中，不僅檢查難(進點難、調查難、取證難)，而且處理難，收繳更難。這不得不使我們對農村亂收費問題在深層次上、在根源上進行深刻地反思。 一、在深化農村費稅改革中根治亂收費 農村費稅改革是繼我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黨中央、國務院為加強農業基礎地位、保護農民利益、維護農村社會穩定而推行的又一項重大改革，是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根治農村亂收費、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相對增加農民收入的重大舉措。當前，洛陽市農村費稅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取消鄉統籌和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現行農業稅政策和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現行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 取消鄉統籌費后，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公共財政的要求，原由鄉統籌費開支的鄉村兩級九年制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和民兵訓練費用，由各級政府通過預算安排，修建鄉級道路所需資金由政府負責安排，修建村級道路所需資金由村民大會民主協商解決。對稅收規模小、稅源分散、征管難度大，特別是在征收中容易存在向農民定額攤派現象的屠宰稅一律取消。對“兩工”(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實行上限控制，三年內逐步取消，保留的“兩工”主要用于完善在建工程，不得再上新的項目。今后，無論哪級政府和部門安排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都要堅持量力而行原則，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留缺口。將原農業稅附加并入新的農業稅，并調整為按照農作物的常年產量和規定的稅率依法征收，同時適當調整計稅面積、常年產量、計稅稅率、完善現行農業特產稅征收制度，避免重復征稅。對現行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做了如下調整：一是村委會辦公經費等凡由農民上繳村提留開支的，按照農業稅正稅20%的新的農業稅附加實行統一征收、鄉管村用；二是對村內舉辦其它公益事業所需資金，由村民大會討論決定，實行“一事一議”、村務公開、村民監督、上級審計，對“一事一議”的籌資實行上限控制(15元／人·年)；三是原由鄉村集體經營收入負擔村提留和鄉統籌費的，改革后可采取適當方式繼續實行以工補農，原由鄉村集體經濟組織負擔農業稅的，改革后仍可繼續由原渠道負擔，但對這部分農民的納稅義務仍要按改革的政策測量到戶，通知到戶，結算到集體經濟組織，明確這部分農民的納稅義務；四是嚴格核定村級辦公費開支標準，嚴禁開支招待費，報刊征訂實行上限控制(以行政村為單位，1500人以上的大村800元／年；1500人以下的小村500元／年)，取消各種涉及農民的攤派和達標升級活動。 從2002年3月洛陽市開始在農村全面推行費稅改革以來，已在完成對農業稅計稅面積、常年產量、納稅任務的核實、張榜公布和納稅通知書發放工作的基礎上，按照新的稅賦標準進行農業稅的征收，截至8月1日，經初步測算，改革后洛陽市農民人均負擔由73.3元降為29.4元，減少43.9元，減負59.9%；畝均負擔由63.3元降為30.3元，減少33元，減負52.1%，全市農業稅夏征入庫已完成征收任務的94%。 從農村費稅改革的初步情況來看，這項改革對減輕農民負擔效果良好：一是規范了農村費稅征收行為，提高了依法征稅意識，變“人收費”為“法征稅”；二是“三取消”從源頭上堵住了農村亂收費；三是降低了征稅成本，改善了農村的干群關系。通過農村費稅改革，重新建立和完善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農村稅收制度，用法制手段規范和約束了農村稅收的征收行為；同時，新的征稅辦法簡單易行，透明度高，使農民看得清楚，繳得明白，從而調動了農民依法納稅的積極性，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負擔。 二、在深化農村財政改革中根治亂收費 費稅改革的總體目標應是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統一規范、公平高效的現代財政體制。造成當前農村亂收費和由此產生農民負擔過重問題的深層原因是農村經濟不景氣、農村財政收不抵支和機構臃腫人員超編。農村財政體制問題不解決，既使“費”改了“稅”，農村亂收費還有可能卷土重來，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只有深化農村財政改革，建立一個統一規范、公平高效的現代財政體制，才能從根本上治理農村亂收費，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為農村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財政包干體制(俗稱“分灶吃飯”)。這種體制為調動和發揮各級財政的積極性起過重要作用。但在農村，尤其在中西部以種植業為主的地區，由于經濟發展緩慢，財力有限，特別是近幾年一部分縣鄉企業效益不好，農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導致財政收入相應減少。但財政支出又降不下來，而且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出現資金缺口，并隨著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門為突出“政績”或以費養人而日趨膨脹，在財政增收無望而又沒有其他途徑的情況下，必然借助于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收入來彌補。其結果，征稅不足就收費，費款不足便罰款，更有甚者，把收費和罰款本身變為目的(尤其是計生收費、罰款)，以罰代法，層層加碼，與設置這些收費和罰款的初衷和目的背道而馳。許多鄉、村組織還要依靠向銀行貸款或向民間借款來維持運轉，形成鄉、村巨額債務問題。 農村費稅改革將“費”改成“稅”，只是將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基金和附加改為稅收，農村財政收入未必有大幅增長(有的地方財政收入甚至還會降低)；另一方面農村費稅改革也只能解決農村財政“收”的不規范問題，卻無法解決農村財政“支”的失控問題，更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和清除農村亂收費滋生蔓延的土壤。由此可見，農村稅費改革不僅要著眼于減輕農民負擔這個近期目標，而且要放眼于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統一規范、公平高效的現代財政體制，以消除造成農村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的農村財政體制根源。 建立一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統一規范、公平高效的現代財政體制，就是在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的前提下，依據新的政府職能，全面調整和重新構建財政“收”、“支”結構，嚴格落實《預算法》及其《實施條例》；逐步打破城鄉財政二元結構，將鄉級財政統一納入縣級財政統籌和平衡，統一編制和執行預算；注重效率，兼顧公平，按照既能減輕農民負擔、又能保證農村財政正常運轉的原則，對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實行不同的農業稅賦水平，并對貧困地區適當減免農業稅；加強對所得稅的征管，增加財政收入，并從協調城鄉經濟發展、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的高度，加大中央和省、市級財政對貧困地區農村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同時，在我國加入WTO新的形勢下，進一步完善國家對農產品價格的保護政策；加快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加快對貧困地區扶貧攻堅、脫貧致富的步伐，增強貧困地區的“造血”機能，扶持發展當地的特色經濟，促進農村經濟結構調整，逐步改善農村財政收支狀況。只有在農村經濟快速發展、農民脫貧致富、農村財政來源充足、收入增長的情況下，農村亂收費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治理，農民負擔過重問題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三、在深化農村機構改革中根治亂收費 費稅改革的總體要求是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同步進行。當前，由于農村機構改革尚未到位，機構臃腫龐大，職能交叉重疊，人員超編嚴重，致使財政供養人員過多，出現“吃飯財政”、“以費養人”，已成為制約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瓶頸”。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出于地方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考慮，對下屬單位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的行為視而不見，甚至包庇縱容，造成農村亂收費前查后犯，屢禁不止，嚴重影響對農村亂收費的治理整頓效果。如果在農村費稅改革的同時，不進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不精簡機構、精簡人員，由于“廟”還在，人還在，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手中的權力，巧立名目開始新的亂收費，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如果農村機構改革不能到位，政府職能不轉變，吃費稅的人不能實質性地減少，他們會“穿新鞋走老路”，農民負擔還有可能會反彈，使農村費稅改革出現“稅增加、費照收”的尷尬局面。因此，農村亂收費能不能根治，農民負擔問題能不能解決，關鍵是看農村費稅改革是否與農村機構改革同步配套進行。農村機構改革，要按照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來重構縣鄉政府體制，遵循“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將政府職能轉變到集中精力加強行政管理和社會公共服務上來，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維護經濟秩序、保護公平競爭、改善發展環境上來。鄉鎮政府內設機構能合則合、能撤則撤，著重按照經濟發展、行政執法等方面設立綜合職能部門。嚴格核定人員編制，著力裁減超編人員，控制經費，減少開支。通過農村機構改革，精簡機構，裁減冗員，進一步理順行政管理體制，減少行政審批，防止越權、越位。同時，還要采取多種措施加強對政府及其部門的經費保障，保證各項必要的開支，從根本上防止農村亂收費、加重農民負擔現象的產生。 四、在深化農村物價改革中根治亂收費 費稅改革的核心實質是“清費治亂”、整頓“三亂”，建立健全收費管理制度，進一步規范收費行為。從根源上治理整頓“三亂”、制止農村亂收費，根本的做法是，通過立法將本應以稅計征的費改為征稅，將不具有稅征性質的費加以分門別類，甄別性質，予以去留。因此，費稅改革實際上也是深化物價改革的一部分。 (一)農村物價管理理論創新 1.更新觀念、轉變職能是當前加強農村物價管理的前提。無論市場經濟發育到什么程度，都會存在對價格和收費的監管、監控。在新形勢下，物價部門的主要職能是“定規則、當裁判”。具體來講，省級以上物價部門的主要職能是“定規則”，省級以下各級物價部門的主要職能是“當裁判”。尤其在農村，涉農收費多、農民負擔重、矛盾突出、問題較多，是物價部門管理的難點、農民群眾反映的熱點、黨和政府關注的重點，加強對涉農收費的監督檢查就是縣級物價部門履行“當裁判”職能的具體體現。因此，在農村物價管理中要克服“畏首畏尾”、“束手無策”、“無所效益”、“無所作為”等思想上的盲點、認識上的誤區，充分發揮職能，切實履行職責，加強農村物價管理。 2.進一步“清費治亂”是深化農村費稅改革的基礎。農村費稅改革并不是將農村所有的收費都改為稅，能進行費改稅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收費(如事業單位收取的有償性的工本費、手續費等)是不能改稅的，農村亂收費也不會隨著農村費稅改革自然消失。因此，進一步“清費治亂”、整頓“三亂”是深化農村費稅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今后一定時期內物價部門對涉農收費加強監測、監管、監督、監控的主要工作。 3.加強涉農收費檢查是深化農村費稅改革的保證。農村費稅改革及其相關配套改革直接關系到政策執行者的切身利益，影響著他們對涉農收費政策認識、宣傳、落實的內在動力。因此，要充分估計目前農村費稅改革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在農村費稅改革的全過程都要加強涉農收費的監督檢查，把深入開展涉農收費執法監督作為深化農村費稅改革的措施保證，把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各項政策措施落到實處、落實到位。 (二)健全涉農收費管理制度 1.繼續實行涉農收費許可制度。通過對涉農收費部門和單位《收費許可證》的審核、檢驗，進一步“清費治亂”，全面清理各種涉農收費，堅決取消各種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各種集資、攤派，加強對涉農收費的監測、監管、監督、監控，密切注視收費動態，防止農民負擔反彈，為深化農村費稅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礎。要進一步健全農民負擔監督機制，完善地方黨政領導負責制，充分發揮物價、財政及有關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部門的職能和作用，強化主管部門的責任，各司其職，各負其責，齊抓共管，綜合治理。 2.全面推行涉農收費公示制度。涉農收費政策透明度不高、農村社會監督乏力、農民舉報途徑不暢也是造成農村亂收費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收費部門和單位對涉農收費政策認識不到位、宣傳不到位、落實不到位，致使農民對涉農收費政策缺乏了解，心中無數，在亂收費面前只能聽任擺布。實踐證明：推行涉農收費公示制度是解決農村“三亂”問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因此要以物價部門為主鄉村配合，通過各種方式向農民公示收費項目、標準、范圍、依據以及投訴舉報的途徑等。 3.著力規范涉農收費執收行為。建立健全鄉、村財務管理制度，在鄉鎮，設立統一收費窗口，收費按規定開具行政事業性收費統一票據，并嚴格落實“收支兩條線”的管理規定；在村里，實行村務公開、村民監督和上級審計，防止加重農民負擔。 (三)完善縣、鄉、村三級物價監督網絡 縣級物價部門直接面向農村服務于農民，但由于農村地域廣闊、農民經營分散，形成了農村物價管理的薄弱環節，難以有效遏制農村亂收費的發生。因此，要在穩定縣級物價機構的基礎上，盡快完善縣、鄉、村三級物價監督網絡：以縣級物價部門為依托，在鄉鎮，確定一名分管領導主要負責，并明確行政執法綜合職能部門有關物價監督方面的職責；在村莊，在村、組、戶中聘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離退休干部職工、轉業軍人和熱心農民等人員作為農村義務物價監督員，廣泛發動農民積極參與物價監督管理，擴大涉農收費監督的覆蓋面，鼓勵農民群眾監督舉報農村亂收費。 (四)深入開展涉農收費監督檢查 要加大執法力度，增強執法手段，對情節嚴重、性質惡劣、影響較大的典型案件，堅決給予嚴肅處理、公開曝光，并將處理事與處理人結合起來，配合紀檢、監察、司法等部門依法追究直接責任人、單位負責人的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形成強大的聲勢，震懾各種向農民亂收費的行為；要充分發揮“12358”價格舉報電話的作用，以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精神，及時受理農民群眾投訴舉報，嚴肅查處落實各種價格違法行為，根治農村亂收費，真正取信于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