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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民問題新趨向——欠發達地區農民難以“走出去”的原因 在新的背景下，從更高層次的意義上觀察三農問題，著眼于農民的“可持續發展”，如農民素質與相應的職業地位（就業）的持續提升、農民的自主創業等，而不是僅僅著眼于農民的生存，來解決其就業問題，應該是政府新的戰略思路。 就業與創業，將逐漸取代“扶貧”，成為新世紀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新的關注點。這種從關注“生存”到關注“發展”的轉折，既反映了中國在解決農村問題上的巨大進步，也同時警醒我們——這是一個新的攻關階段，是更加困難的“攻堅”時期。在這一時期，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農村物質方面的貧困問題，更需要解決幾十年積累、被物質問題所掩蓋的農民在制度等方面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不僅需要深化改革，而且特別需要制度創新），以及素質和現代意識不斷提高的現代農民在精神、社會地位等方面不斷迅速增長的發展要求問題。 振興農業、農村，解決“留下來”農民的出路，仍然是三農問題的關鍵。國家要在20年內使城市化率達到58％，這就是說，要通過提高城市化水平來解決占總人口20％左右農民的“出路”問題，這意味著大多數農民在近幾十年內的主要生計仍然是在農村。實際上，農民即使“進”了城，仍然有生存的問題，特別是發展的問題。進城與否，歸根結底是農民（也包括政府的農民政策）如何適應市場經濟，如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中提高“自力更生”能力的問題——著眼于農民的“可持續發展”而不是僅僅著眼于農民的生存來解決其就業問題，應該是政府新的戰略思路。 實際上，農民離城市和市場很遠，比看起來的距離要遠得多。下述幾個問題，是中國農民在向現代市場經濟“闖關”過程中關鍵的幾個方面，也是中國農民“可持續發展”的“入市（場）券”與“入城券”。 創業，以及與創業相適應的社會承認 在今年的“兩會”上，葉青代表說：“目前在選全國人大代表時，24萬城里人給一個代表名額，96萬農民給一個。有人說，4個農村人頂1個城里人。”在各個地區，這樣的問題非常普遍。在宣傳、表彰、政治待遇等方面，農民、農村企業家甚至一般民營企業家，經常處于難以被“驀然回首”發現的盲區。他們在心理上的渴望往往遭遇視而不見、熟視無睹的漠視態度，社會溝通也不暢達。先富起來的人初步實現了自己的參政權，也有自己更強烈的話語權。但是如何把這種社會力量凝聚、融會到良性的社會體系之中，仍然沒有提上大多數地方的日程。在不少地方存在的村鎮領導不僅壟斷經濟社會資源、而且壟斷政治資源（如只發展除自己親屬、親信之外的人員入黨，就基本上斷絕了其他人進入“村委會”的道路）現象，就是這些地方農村黨的組織不能正常發展、經濟難以發達的重要原因。 “畏官”成為民營企業家性格的一部分，也成為其創造財富能力充分發揮的心理障礙。像山東某市那樣的當地人第一怕“穿制服的”，第二就怕“來辦企業的”現象，在全國也算罕見了，但是“來辦企業的”也仍然是屈居第二，何況其中大部分屬于“外資”。 秦暉認為農村問題的根本解決，是“把農民當公民看”。對于他們的要求和待遇，應該一視同仁，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許多地方，即使他們經濟方面的“國民待遇”，也仍然是一個問題。 “戶口關”與“城市關稅” 在很多城市，沒有戶籍，就沒有獲得正式工作，就沒有“扎根”的機會。在“招聘廣告”中隨處可見這樣的要求。在阻擋了城市需要的真正人才進入的同時，企業也感覺到了城市政策的局限制約。 同樣作為憲法意義上中國公民的一員、在就業機會、勞動安全、工資收入、教育、醫療、保險等各方面與城市居民差別甚大，更談不上保障（2002年城鄉低保人數比例為5∶1）。在電話安裝、入網、用水用電、子女入學等一系列方面，在就業地都受到有別于當地居民特別是具有城市戶籍居民的歧視待遇。甚至“外來”企業也是這樣的待遇（強行要求交納500元安裝費，動輒成千上萬的“借讀費”，算不明白的“增容費”等）。 暫住證的收費曾經是“特區”深圳（“二線關”也算是對中國詞匯的貢獻）的一大收入，在許多其他城市也是一樣。類似的“城市關稅”，數不勝數。 入城農民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護，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加根本的另一個方面是法律本身存在盲區，現行勞動法等并沒有涵蓋流動人口應該享有的一切權利。這就從本質上忽略了農民作為平等“公民”一分子的屬性。 自身素質問題 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到了關注農民的生存、生活質量，而不僅僅是其就業問題的時候了。農民除了“養家糊口”，還要滿足心理、社會等需求。在媒體、一般市民、政府官員中，需要強化在這方面關心農民（工）的意識，這不僅是因為上推三代則我們的出身大都比較接近，而且主要是因為中國國家和民族整體現代化這個大局的需要。 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生活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沖擊最大的是中國農民，特別是因為他們在計劃經濟下禁錮太久，而且“工農剪刀差”至今仍然不小，他們的資本“原始積累”太過于薄弱。欠發達地區的農民在創業資本、“信用積累”方面的情況就更加窘迫。 特別在法制、市場經濟思維方面，農民亟待適應。不僅因為他們缺乏資本，因為他們的“村落”生活方式剛剛有所變化，中國社會特別是鄉村人治嚴重而且因為對于農民而言，法律法規、經營手續等太過“現代化”、“國際接軌”，令人望而生畏，甚至對于許多政府官員來說也是如此。有時看似壁壘森嚴，讓人無所適從，有時卻稀里糊涂地辦成了。 社會評價“資格”的接軌 農民不可能永遠在“勞動力”市場，我們社會也不希望如此。一個人才自發成長的社會，更能夠成為朝氣蓬勃的社會。調查表明，農民迫切需要一個符合現代規范的資質評價標準，作為不斷提高自身素質、自身地位發展的制度基礎。作為“非公職人員”，其職稱的評定尚未引起有關部門的關注，既缺乏扶持與服務、也缺乏制度和政策基礎。據某沿海開放城市有關調查顯示，農村“非公職人員”評定職稱的比例，遠遠低于城市。在許多地區近乎空白。 在一個需要現代“職稱”等信號來衡量素質的市場經濟社會，農民不能在社會評價“資格“上與現代體系接軌，就等于沒有溝通現代經濟體系的橋梁。這也是農民被排斥在現代市場經濟、現代社會之外的一道“關”。而且是不可能由農民自己來解決的難關。 地區之間的接軌與統一市場 資質評定、社會保險、職業資格等等涉及農民獲得就業利益方面的制度，許多地區付諸闕如，有些地區進行了一些創新。但是，地區之間的接軌與統一市場難以實現的現實，使有關規定大打折扣，阻礙農民的流動與資源的優化配置——旦流動，有關政策在新的區域可能沒有效力。“諸侯經濟”在學歷、資歷等等方面的“非關稅壁壘”，仍然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阻擋人才特別是農民的進入。 缺乏組織性保證 蒙冤十余年后，農民打工是一種理性選擇被肯定，“盲流”的帽子終于在世紀初被中國社會摘掉。十六大報告把人們的認識統一到“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上。這積極而明確的結論，必將為中國農民適應現代化的進程掃清許多觀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礙。 多年的調查研究表明，外出務工，一般都是鄉親聚堆（信息來源一半以上靠親朋好友，只有10％來自招工隊和廣告），有序流動。有政府和中介組織的仍然很少——而這恰恰是一條能夠通過政府提供信息、保證農民及企業利益的高效途徑。陜西楊凌采取“科學家＋公司＋農戶”的方式，促進了知識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有機融合，有力地推動了科技產業化和農民增收。經過幾年運轉，科技人員和農民的觀念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民們認識到知識就是財富，每年舉辦的農高會吸引了全國各地數萬農民“趕科技集”。 實踐顯示，只有通過市場經濟的途徑，把農民組織到市場經濟體系的有關鏈條中，使農民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農民的適應能力和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證，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才將臻于成功，中國“人口眾多”的優勢才有可能成為競爭優勢。 “風險”成本大 離家外出，農民的食住行費用，尋找工作的“歷險”（還不算“傳銷”之類的陷阱），缺乏就業地有關方面的保護（地方偏向嚴重），索取報酬難（2003年春節前，總理公開發表講話要求給民工結算工資，很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等；在兩會上彭學明代表表示農民工所受不公正待遇刺痛內心；王元成代民工發問“不偷不搶警察為啥到處攆我們”；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2年底開展的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專項檢查中，僅在23個外來務工人員較多的省、市（區），就查處拖欠農民工工資違法案件13000余件，涉及62．6萬人，追討拖欠農民工工資達3．5億元，針對農民工的亂收費也十分嚴重……農民外出的“風險投資”可謂大矣。 從各個方面來看，農民的就業與創業、生存與發展向題，也就是農民的根本問題，歸根結底要解決我們國家政策與體制改革、創新的問題，解決共和國公民如何在市場經濟中平等地、不受各個領域壟斷、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享受“國（公）民待遇”的問題。欠發達地區要解決發展問題，特別應該在這個方面實現“率先突破”。當然，認識至此，解決問題的主要途徑也就不言自明了。 摘自：2003.6（12-15）《西部大開發》（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