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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農民就業已成為21世紀中國政府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之一，關系到中國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農民能否充分就業也是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關健。特別是加入WTO后我國農業所面臨的巨大沖擊更增加了農民就業的困難。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本文提出了3項措施，即農民就業企業化、農民就業城市化、農民就業國際化。 WTO對中國農業尤其是對中國農民的就業沖擊很大。據測算，加入WTO后，由于國外農產品大量進軍我國市場導致中國農民就業人數將減少1000萬左右，再加上我國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使得結構性就業更加困難，特別是農民非農就業渠道不暢通，如一些城市制定了各種各樣的規定來提高農民進城就業的門檻，加劇了就業的嚴峻形勢。如何解決農民的就業出路問題，筆者對此談點粗淺的看法。 一、農民就業企業化 農民就業企業化的含義就是徹底割斷農民同土地的聯系，由資金雄厚的企業與農戶簽定租地合同，農戶通過合同把自己的承包地出租給企業，并由進村企業代交農業稅，同時農戶可以獲得租地收入，而農民則進入進村企業成為企業的員工。它與現行的公司加農戶的經營模式相比最大的優點就在于給農戶提供了就業的機會。這一就業渠道的選擇是針對現行農地經營制度的不足和WTO對農業沖擊以及人口壓力提出的。 現行農地經營制度導致土地承載的就業功能弱化。現行的一家一戶的小塊家庭經營滿足了短缺經濟時代人們解決溫飽的需要。在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在農民由溫飽走向小康的進程中，特別是面對WTO的沖擊，這種家庭承包制存在明顯的缺陷就是農戶的經營規模狹小。據1994年統計，全國共有2億多個實行承包的農戶，戶均耕地僅0．46－0．53公頃左右，在人口稠密地區，戶均耕地更少。由于土地被人為地分割為細碎的小塊，農業機械化產業化經營難以實現，導致農產品成本高（價格高于國際市場20－70％），質量低，缺乏競爭力，市場份額有下降的趨勢，從而在實踐中出現了棄田現象，（如湖北荊州200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監利縣棄田41萬畝，占耕地面積的26．4％，在其毛市鎮崔吳村則為71．4％），迫使大量農民棄農另謀職業。 WTO帶來的沖擊。WTO給中國農業帶來的沖擊主要是國外農產品將大量進口我國，嚴重影響了我國農產品的國際國內市場的份額。加入WTO后，隨著我國關稅的降低與配額的取消，國外農產品的大量進口導致我國稻米、棉花、羊毛、食用油的產量縮減37－1．4％，致使農業部門將減少1000多萬的就業機會。而WTO成員國美國對農業實施大規模的補貼（美國新的農業法案對農業的補貼為1900億美元）以及其他成員國對農產品實施的高關稅（如日本對大米的關稅為500％）等又直接影響了我國農產品的出口，導致我國農產品產量的下降，直接影響了農民的土地就業量。 人口壓力。目前我國總人口為13億，農村人口為8億，每年新增農業就業人口為1000多萬。如此龐大的農業人口再依靠一家一戶的土地經營方式解決就業問題是不可能的。 企業化就業渠道的設計主要是對年齡偏大文化水平較低的人群而言的。因為進村企業經營農民出租的土地主要是進行綜合開發，它所雇傭的勞動力是進行簡單再生產的。如種樹，養殖、蔬菜、畜產品、花卉等，但它卻需要耗費較多的勞動力。企業化經營在實施中能夠把農業的種植結構由二元（糧食——經濟作物）調整到三元（糧食——經濟作物——飼料），可以就地進行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農產品加工，吸納更多的農民就業。企業化就業渠道設計的目的是為農村工業化服務的，農村工業化是指農村經濟中一系列基本的生產涵數和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的過程，它的特征是：以科學知識應用于生產過程，是生產的技術革命。工業化進程使農業人口比例降低。 農業經營企業化將獲得的預期收益如下：促進了農業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的發展，加快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提高了土地的產出效益，促進了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推進了農業的對外開放，更好地與WTO接軌，解決了長期困擾各級黨委和政府的農民負擔問題，加快了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的步伐。企業化經營使廣大農民能夠順利跨越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鴻溝，在現代工業文明的熏陶下，實現農村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乃至信息社會的飛躍。 與此同時，大力提高鄉鎮企業吸納農民就業的能力。國家要在宏觀政策上給鄉鎮企業更多的支持，為它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環境，減輕社會性負擔，使它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主要是服務業，增加在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尤其是要開發農村的房地產、旅游等新興產業。讓更多的農民就業，大力加強農業的基礎設施建設，這既是政府的一項職能，又能夠安置更多的農民就業。 二、農民就業城市化 農民就業城市化的含義是農民同城市居民就業的平等化，它突破了千百年來農民廝守家園和受傳統體制觀念的束縛和禁錮，使廣大農民邁進了現代文明的城市生產和生活中，有利于農民素質的提高，是我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必然過程。因此，政府應鼓勵一部分有一技之長的農民進城就業。目前，有人認為農民進城就業會導致城市的容量膨脹，使城市盲目擴大，出現大城市病，應該發展小城鎮，讓更多的農民在小城鎮就業。因此，一些城市制定了不利于農民進城就業的規定。這種做法不完全正確。因為，讓農民進城就業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城市化是中國農村發展的必由之路，小城鎮只能是城市化的過渡。所以，城市的發展不應該受到空間的限制，應該限制農業人口增長的速度；還有，目前實行的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也使得農民就業沒有享受國民待遇。 在建國初期，不存在戶籍問題。市民與居民在空間上是可以流動的。1958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以后，才以戶口的不同顏色將市民與城市居民的身份圈定，這一圈定便以制度的形式將農民緊緊拴在了土地上，實行了近半個世紀的農與非農的戶口政策，嚴重影響了農民的就業空間，這是事實上的不平等就業制度。城市居民享受的醫療保險，農民則沒有。盡管目前一些城市對戶口采取松動政策，但由于下崗職工的增多，又對農民進城就業采取種種限制，如公布不準農民就業的行業和崗位，提高農民進城就業的收費標準等，這是典型的就業不平等。 適應新形式，就必須改變這一狀況。為此，在實踐中必須改變認識上的偏差，給農民國民待遇，使農民的就業與城市職工平等化，從而形成全國統一的開放的有序的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市場化。 目前有人認為應適當節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節奏。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長期挑戰，應當給予充分的重視，但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和再就業問題事關企業改革的成功，問題更突出，矛盾更集中，在短期內，只能把下崗和再就業問題作為就業工作的重點。為此，要向廣大農村群眾說明情況并取得他們的理解。農民進城就業有利于國有企業職工轉變就業觀念，能夠帶動房地產行業、飲食服務業、教育、家電、服裝等行業的快速發展，使這些行業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高速度發展與就業不充分之間的矛盾。 轉變政府的職能，加大對就業問題的宏觀調控力度。政府要對用人單位執行國家法律法規（如勞動法）的情況進行定期不定期的檢查，要堅決取締雇傭童工現象，對進城就業的農民要給予同城市居民一樣的待遇，如醫療保險等。政府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在農民就業集中的區域營造進城就業農民的居住地，解決進城就業農民子女的上學問題。在實踐中，要把戶口的申請制過渡到登記制。 政府在對待農民進城就業問題上不能搞形象工程，即利用行政權利組織農民進城就業，違背農民意愿。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提供優質服務，即建立就業信息網，為農民提供就業信息，搞好農民進城就業的服務保障工作，切實把政府的管理職能轉變為服務職能。 三、農民就業國際化 農民就業國際化就是農民積極參加各類勞務輸出組織開展的國際勞務輸出，即農民在國外就業。在當前情況下，縣鄉應作為組織者收集政府發布的國外就業信息，了解國外招工單位的情況，同開展此項業務的中介組織進行合作。合作一定要簽定合同，合同必須是廣大農民真實意愿的表示，縣鄉要全面負責到國外就業農民的各項工作，如選好輸出對象（條件是青壯年、身體健康、本人和家庭同意、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做好出發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報名、體檢、教育），尤其是對輸出對象要進行培訓。培訓的內容主要是外語和一定的技能。培訓的方式主要有請進來，走出去。 請進來就是把大專院校的教師請到村里，對農民進行集中培訓，如青島黃島區的一些鎮村同萊陽農學院合作開辦農民成人大專培訓班。培訓班的對象就是當地的適齡農民。這種培訓的方式實現了雙贏：農民得知識，教師得民情。 走出去就是村委會定期不定期地組織農民到大專院校和有關企業參觀學習，從而使農民能夠開闊視野，更新觀念，享受現代文明所創造的一切成果，實現跨越式發展。 農民到國外就業所遇到的事關大局的問題應有中介組織解決。縣鄉作為農民的代理人應定期不定期了解中介組織的情況，對其進行監督，確保農民就業的安全。在國外就業人數較多的情況下，要推舉有辦事能力和群眾關系較好的人為負責人，負責帶隊和處理在國外遇到的一些小問題，解決不了的，應求助于我駐外使館。 摘自：2003（1）（14-15，19）《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