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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農民離開家鄉，走向陌生的城鎮、工廠和礦山，融匯成隊伍龐大的勞務大軍。然而這支由農民工組成的勞務大軍卻在打工過程中，飽受了各種不公正待遇、嘗盡了種種酸甜苦辣，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得不到社會應有的救助。 一些專家就此呼吁，應盡快為農民工建立相應的社會救助機制，防止他們遇到特殊困難時陷入絕望境地。 記者最近在湖北、湖南、江蘇、山東等地采訪了數十位四處打工為生的農民工，他們講述了自己打工時的種種遭遇和對社會救助機制的渴望。 “餓肚皮 受閑氣 盼救助” 4月的一天。在武漢，一臉倦容的肖之旺與記者對面而坐，刻意修整過的皺巴巴西服，遮不住他單薄疲憊的身軀。“睡馬路、餓肚皮、遭冷眼、受閑氣”，提起十多年漂泊無依的打工生涯，肖之旺備感心酸。 1994年秋天，不滿17歲的肖之旺只身離開家鄉湖北省羅田縣肖家坳村，到湖北鄂州一家水泥廠做小工，每天工資5元錢。肖之旺說：“第一次給城里人干活，起早貪黑，盡職盡責，總想給人留個好印象。到了年關，我盤算，工錢少歸少，也足夠我和父親過年用了。誰知老板翻臉不認人，把300元錢扣著一分不給。我求情告恩一整天，最后才要來10元錢。那時求天不應，入地無門。我只得含淚背起破行李包，揣著三個月苦干換來的10元錢，步行30多個小時回到家。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晚上，別人家放鞭炮吃餃子，我卻和父親守著冰鍋冷灶抱頭痛哭了一場。” 這之后，肖之旺又跑上海、下廣東，由于文化低、沒技術，受盡了白眼和欺負。他說：“1996年底，我開始在武漢找活干。人家拿我們這些無依無靠的打工仔當‘冤大頭’，先試用一個月，然后找個理由把你辭了。我運氣差，接連被騙三四次，最后身無分文，白天餓肚子、喝冷水，晚上找屋檐、睡馬路，兩天吃不上一個饅頭，當時想死的心都有。1997年，武漢市漢陽區一家市政公司錄用我當門衛，人家看重咱，工作苦累都沒什么。從那時起我不再流落街頭，慢慢攢錢往家寄。可不等父親把錢取出來，基金會、儲金會就上門攬儲了，有時直接在郵局就把錢截存了。后來基金會、儲金會垮了，多年打工掙來的血汗錢差不多就打了水漂。這時候，我最想知道的是：誰能真正幫助我們這些打工者。” “像奴隸一樣被吆來喝去” 不久前的一個下午，記者冒雨走進長沙勞動力市場，灰暗的大廳里擠滿了黑壓壓的打工者，四周彌漫著嗆人的煙味、汗味、腳臭味。這些打工者頭發蓬松、滿臉愁云，翹首盼望著能有招工者進來，了結他們漫無目標的等待。 “現在的工作，大多工時長、工資少、環境差。”“平時干活提心吊膽，有時就是老板的出氣筒。”“日常生活經常受市民的白眼，還要躲地痞，防被收容，一點安全感都沒有。”“遇到扣工錢等麻煩事，講理無用、靠法白搭。”湖南安化縣冷市鎮農民黃保才，澧縣澧陽鎮群興村農民朱平坦，平江縣大坪鄉農民鄧杰榮，貴州岑鞏縣天馬鎮農民景洪淼等，這樣形容他們的打工生活。 湖北洪湖市永利村農民劉華云今年28歲，2000年開始在長沙做廚師，中間換了好幾家飯店。手握中級廚師證，他想找一家月薪千元的酒店，但一直不如愿。做過的幾家飯店月工資都是600元左右，每月還要扣100元作抵押。他說：“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切菜、備料，一直要忙到夜里十一二點。生意好時，老板大呼小叫，像‘催命鬼’。生意不好時，老板罵罵咧咧，拿你當‘出氣筒’。我感到自己像奴隸一樣被吆來喝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特別是上街進貨、進超市買東西，城里人拿鄙夷眼神看你。由于工作強度太大，去年我干了三個月就病倒了，醫生說是腰肌勞損，讓住院治療，要交幾千元住院費，老板將我一推了之。最后我只得強撐著回家，媽媽心痛得哭了好幾天，天天給我做好吃的。可困在農村沒什么活路，病一見輕，今年就又出來找事做。” 由于長期遭受不公平待遇，一些打工者對社會和政府不滿情緒潛滋暗長。在長沙勞動力市場，安化縣農民黃保才、澧縣農民胡萬福、貴州岑鞏縣農民景洪淼說，收容、訛詐，害得他們像難民一樣，東躲西藏，沒有人身安全感。黃保才被收容過兩次，胡萬福被收容三回，還被地痞訛過錢。去年10月，景洪淼在長沙火車站被派出所當“盲流”抓起來，后來朋友送200元錢才把他“贖”出來。 “天大的冤屈難道都得一個人撐著嗎？” 舉目無親，鄉音各殊，使常年在外的民工們，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精神煎熬。在長沙芙蓉中路財富中心工地，婁底市興化縣山溪鄉興松村農民龔國榮、懷化市麻陽縣農民王平對記者感嘆：“作為農民可真難。為了躲避沉重的農業負擔，我們有的拋妻舍子，有的舉家外遷，像野草一樣在城市不擇環境、艱難謀生。但我們逃得再遠，也擺脫不了農民的沉重。土地像雞肋一樣，種，無利可圖；讓，無人敢要；荒，稅費照交。孩子的學業、老人的身體、家庭防火防盜以及春耕夏種秋收，家鄉總有時刻難忘的牽掛。在外吃苦受累、被欺被騙，天大的怨屈常常都得一個人撐著。” 湖南省平江縣大坪鄉姜源村農民鄧杰榮說：“我們有事找政府部門時，常常是被推來推去，往往誰也指望不上。”去年，鄧杰榮被老板扣了300元工錢，他打電話向110求救，公安局讓他找勞動部門。他找到勞動部門，勞動部門說是經濟糾紛，讓他到法院起訴。他到了法院，法院說要起訴得先交200元訴訟費。平江縣佘家村農民李明星不滿地說：“國家法律不少，就是對我們來說能落實的少。現在是有錢就有法律。去年老板欠我400元錢，他還打了欠條。我去要賬，他竟然把我打了一頓。我找了派出所、法院。可打官司，要交起訴費，還要法醫鑒定，得拿1000多元錢，咱哪交得起？！” 由于社會緊急救助機制的缺乏，一些打工者在個人權益得不到保障、生存面臨危機時，不得不鋌而走險，以身試法。去年12月底，貴州省織金縣農民陳瑞真、王華軍等人在杭州市打工，由于生活無著，發展到持刀上街搶劫。王華軍事后交待：“有人提議去搶劫，我聽了很害怕，但是想想不去搶劫就要挨餓，就硬著頭皮答應了……我們的生命本來就像垃圾一樣，生不如死，不如熱熱鬧鬧干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