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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學　張德元 ——與孫大午先生商榷 近日看到孫大午先生在北京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的演講記錄（摘要），簡直就是“三農”討論意識形態化的集大成之作；電視等媒體也正在對這個演講進行跟風炒作，我越發覺得有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了。 孫大午先生在北大、中國農大演講的大意是：“農民為什么窮”？那是由于政府或政府部門對農民管得太多，干部的手伸得太長，“八個大沿帽管一個破草帽”，限制了農民“自由”、“相互”勞動，“中國農村問題的實質是權力和資本對農民勞動權利的限制和剝奪”；“農村不缺資金、不缺人才、不缺市場”，缺的是“自由”、“民主”；學術界已經提出的或政府正在實施的“城市化”、“結構調整”、“稅費改革”等都不能解決現存的農村問題，只有把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變為“民主共和制”，中國共產黨轉變為“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演化為“資本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三農”問題才能真正得以解決，農民也才能不窮。筆者以為，孫先生的這種評論太“革命”了。 首先，究竟農民為什么窮？對于這個問題，筆者有與孫先生不同的看法。客觀地說，政府行為、干部行為以及國家制度和政策確實對農民致貧有一定的“貢獻”，約束政府行為和干部行為、變革和調整不合理制度與政策，應該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環節，但是，如果把農民的相對貧困完全歸咎于“體制僵硬”、“政策不合理”、“政府干預過多”或“干部腐敗”，那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冷靜的。事實上，“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是農民過多的問題；在農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的前提下，如果不能把農村剩余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出來，除非孫先生能使農民從黃土中刨出金娃娃；否則，無論制度多么完善、政策多么合理、干部多么廉潔，如此微薄的農業剩余都不足以使農民富裕起來。道理很簡單，制度和政策不能改變“僧多粥少”的現實，它只能把這既稀且少的粥在眾僧間盡可能地均勻分配。“自由”可以增加農民的選擇機會，但不能指望它能增加農民就業機會；“民主”可以更多地賦予農民社會經濟生活的參與權，但它不能快速擴大城市的就業空間。當然，孫先生也講了他的道理，他的道理主要包括兩點：一是他的“雞蛋故事”，另一個是“財政濟貧”，這兩點在學術界也有一定市場，值得分析。先看他的“雞蛋故事”。孫先生也認為，要使農民富起來，必須使農民“有事干”，而農民就業機會少，源于政府的“管、卡、壓”導致農民“創業難”；他舉例說，農民如果想把生雞蛋加工成熟雞蛋，拿到市場上去賣，那就要接受工商、稅務、衛生防疫、技術監督等部門多如牛毛的審批、檢查，結果就造成“賣蛋難”，政府的“限制”使農民難以創業，農民的就業機會當然也就難以增加。那么，是否政府不“限制”，農民的就業問題就能依靠農民自主創業來解決呢？如果“賣雞蛋”那么容易的話，孫先生恐怕就不會被稱做“農民企業家”了；如果人人都能創業的話，“企業家才能”就不會在教科書中被當作一種生產要素而列為“稀缺資源”；當前中國農民中能有多少人具備創業的能力和條件呢？所以，想僅僅通過這種辦法來解決中國農民的就業問題無異于癡人說夢。再來看孫先生的“財政濟貧”思想，孫先生也看到了農業部門的“僧多粥少”，如果農民僅參加第一產業的內部分配，那是富不起來的；所以他希望農民能“參與全部國內生產總值的分配”，說穿了，就是要取消農業稅、增加財政對農村的轉移支付；我也贊成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取消農業稅，因為在農民收入微薄的情況下，減輕農民負擔是有意義的，但現在農業稅的畝均負擔不過60—70元左右，取消它就能使農民富裕起來嗎？我也贊成增加財政對農村的轉移支付，但那是基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現實背景考慮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也不可能通過長期、持續的財政轉移支付來富裕農民，何況中國是個窮財政，農民又如此多，即使“財政濟貧”是合理的，也是做不到的。 其次，制度和政策究竟如何變革與調整？我希望我們的變革不要“求洋”，不要太意識形態化。洋人的東西未必都是好的，未必都能符合中國國情，“民主”、“自由”是甜果，但要一口口地吃；孫先生以為，只要民主集中改為民主共和，黨不再一元化領導，中國就有希望了。我對此不敢茍同，盡管我連一個“不堅定的共產黨員”都不是（孫先生自稱是一個不堅定的共產黨員）。在中國當前的改革攻堅階段，沒有什么比社會穩定更重要的了，也沒有一個政黨能夠代替中國共產黨對轉型期的復雜社會進行掌握和控制，一旦政黨之爭引發社會動蕩，改革必然失敗，人民就會為“民主”交納“高價學費”。孫先生盛贊蔣經國先生放棄國民黨在臺灣的一元化領導、“開放黨禁”，但是，孫先生可知道，蔣先生“開放黨禁”時，臺灣已經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了，而臺灣經濟變革成功以至走向繁榮正是得益于國民黨對風雨飄搖中的孤島進行一元化領導和有效控制，試想，如果臺灣在變革之前或變革之中就“開放黨禁”，則“臺獨”之聲先起，“外省人”和“本地人”對抗，臺灣還能有今天嗎？孫先生對正在進行的、或正在醞釀的“稅費改革”、“城市化”、“結構調整”等不屑一顧，而惟獨崇尚歐美社會的“文明”和“祥和”，可是，你可知道，華盛頓的“三權分立”并未能使美國一夜“文明”，那時的美國其腐敗和“非秩序”較之今天的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否則你今天也看不到“西部牛仔”電影了；可能出你所料的是，當年美國人民所發動的“建立新秩序”的“革命”恰恰是從規范稅收、財政制度開始的，由經濟改革推動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帶動社會進步，這才有了你今天看到的“文明”。經濟和政治本來就是聯動的，不要小看這些經濟改革措施，盡管它們還很不完善，但只要運籌得當，這些經濟改革措施既能“祥和”地促進政治“文明”，又能避免“暴力革命”。所以，我們今天討論是否堅持黨的領導或是否“開放黨禁”，已經不再是對共產黨感情如何的問題。歷史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人民缺少的不是“革命”的經驗，而是缺少“和平”的辦法，任何借“民主”之名而進行的“革命性”煽動，都是對國家、對人民的不負責任。“三農”問題的解決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其復雜的程度足以使我們繃緊嚴肅的臉龐，懇切希望大家在討論和研究“三農”問題時，能有一個冷靜、理性的態度，不要太意識形態化，無端地從本已復雜的問題中又弄出問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