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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日前赴率先推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安徽、江蘇兩省調查，發現一些地區減下來的農民負擔又出現了反彈，農民反應十分強烈。 安徽：其它收費不減反增 安徽省2000年在全省推開農村稅費改革，到2001年，農民負擔與稅改前比，人均減負近200元。農民對稅費改革無不為之拍手稱快。可也有一些地區的農民反映，表面看田里的負擔是減輕了，但其他亂收費卻有增無減。負擔好像個蹺蹺板，這頭低了，那頭又上去了。 2002年，宿州市墉橋區大店鎮土管所向建房戶收取開墾費、登記費、證書工本費三項400元，城建所收取村鎮建設規劃許可證辦證費200元，且不開票，還隨意涂改辦證日期。 按規定農民辦理身份證只需30元，但蒙城縣辛集鎮的農民說，鎮派出所辦身份證加快要80元。懷遠縣五岔鎮農民反映，派出所初次辦理身份證收費20元，超時罰款50元，加快收取120元。 學校亂收費仍然是農民的一大負擔，幾乎所有查到的農村中小學都存在擅自提高收費標準、超標準收費現象。安徽省懷寧縣秀山中學2002年春季對初一、初二、初三學生分別收取300元、330元、510元；借讀費初中每學期收取500元，收費已超過標準兩到三倍。更為嚴重的是，有個別地方擅自出臺亂收費文件，給不合理的亂收費戴上了合法的“帽子”。2001年1月潛山縣教委等部門下發《關于認真做好2002年春季學期學校收費工作的緊急通知》規定，小學每個學生125元；初中一、二、三年級每生分別為225元、255元、260元。與省規定相比，小學收費高出40多元，初中高出80-100多元。 蘇北：負擔仍是本糊涂賬 蘇北地區部分縣市的農民負擔反彈現象也很嚴重。灌云縣東王集鄉黃楊村9組，農民負擔監督卡和稅費發票上所顯示的收費金額嚴重不符，且票據極不規范，農民負擔仍是一筆糊涂賬。 村民楊友標的負擔卡上寫明：人口5人，計稅面積9.19畝，正稅550元，附加110元，籌資款139元，以資代勞119元，上年水費94元。按照負擔卡上的要求，他家的稅費負擔應為1012元。而他提供給記者的繳費票據有：一事一議139元，以資代勞119元，捐助辦學165.4元，水電費119.2元，加收原欠29.7元，能水94.9元，預交水費50元，7月1日賣麥扣款634.5元，累計1351.7元。去掉原欠的29.7元和作為農業成本的水電費119.2元，楊友標家的實際負擔為1202.8元，這一數字比負擔監督卡上的多出190.8元。 記者看到，有的收費發票上寫著“河工，58元”，有的寫著“生產費用104.9元”，農民也說不清這是收的什么錢；農民對“能水”一項收費更是說不清道不明，就連村干部也無法向記者說清楚。 楊友標說，按照稅費改革政策，實際上我家不該承擔的負擔遠不止250.2元。比如，“捐助辦學”規定是不讓收的，但村里收了我165.4元；“一事一議”是有事才能議，議成了才能收費，如果沒有議成，村民不同意就不能收費。2002年我們村沒辦什么公益事業，卻收了我家139元。 在蘇北泗洪縣城頭鄉徐莫村，村民們七嘴八舌，都說負擔又高了幾十元。 困難：生寡食眾財政缺口 調查顯示，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推進，縣鄉村財政收入相應減少，這一定程度上成了農民負擔反彈的因素。在稅費改革前，各種稅費加上“三亂”收費構成了鄉鎮的可用財力，其中“三亂”收費占相當高的比例。這些費用除了部分用于公益事業外，大部分養著鄉村干部和教師。 鄉鎮的“七站八所”歷來是自收自支單位，稅費改革前是增加農民負擔的“大戶”。比如，鄉鎮土管所原來農民建房一戶可以收好幾百元，有的能達到上千元。而稅改后，安徽省規定農民建房只繳納5元工本費。但縣土地局又不保他們工資，他們要生存，只能再向農民伸手。 縣鄉財政收入銳減，教育投入不足問題越來越突出。不少學校校長懷著“一定要將學校辦好”的思想，鋌而走險多收費。不久前被撤消校長職務的臨泉縣關廟村小學潘學云很沮喪地對記者說：“學校太困難了，多收一點費只是想彌補教學經費的不足?！比绾螐浹a財政缺口，已成為稅費改革成功與否的一個關鍵。 農民負擔監督部門無權、無力查處，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是導致農民負擔反彈的體制因素。比如江蘇灌云縣沂北鄉雙灣村農民反映的新春河工程、204國道拓寬等多收費問題，這是縣委定的，縣委有關領導向上級表示，要將204國道改造成“樣板工程”。但縣財政沒有錢，只能在農民頭上打主意。而作為負責農民負擔監督工作的灌云縣農村工作辦公室主任潘萬潤說，縣委定下的收費項目，就算是增加農民負擔，也不太好查。有的收費就算是多收了，他沒有裝進個人腰包，比如學校多收費還是用在學校的發展上，我能忍心去處理人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