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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現在提到“農民”這一概念時，要注意到與20年前相比已發生了很大變化。那時，中國農民的形象總是同種田相聯系的。他們之間在經濟狀況上盡管略有差距，但不是很大，從社會整體上衡量可劃入同一層面。但最近十多年來，原屬于農民的人群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中西部貧困地區仍然靠天吃飯的農民與東部沿海地區部分已住進樓房、開上轎車的農民在經濟水平上已無法同日而語，但總還可歸為農民。仍在農田里勞動的農民與走進鄉鎮企業或已成為企業經營者的“農民”也許只是在戶籍身份上還有類似之處。數以億計的進城打工族在工種上與農民不再相干，有些已長期在城里定居。還有部分農村已整體城鎮化，情況就更不同了。這些在收入上、工種上、生存環境上的改變，使我們在談到“農民”時無法一概而論。 有了這些變化，討論問題時就要注意在概念上有所區分；否則，討論的對象不同，就不可能找到矛盾的焦點，結論也會南轅北轍。各級領導部門討論解決問題并進行決策時，應特別注意這些變化與差別。解決近十億“農民”的問題，顯然不能用同樣的方法。農民工進城后，會面對居住、身份、權益、子女就學等難處；在農村種田的農民，會有種田成本過高、農產品價格低、稅費不合理、貸款難度大等問題。東部沿海地區農民生產條件好一些，機遇多一些，但也可能面臨土地被侵占、生存環境被污染等困擾；即使已城鎮化的地區，也存在如何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問題。總之，圍繞“農民”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也很復雜，有共性的一面，也各有不同的側重點，必須深入調查研究，抓住問題的關鍵點，提出符合實際的解決辦法，切忌簡單化。 推而想之，城市中的問題也不簡單。現在的工人與20年前相比，同樣發生了很大變化。在不同類型企業工作的工人境遇大不相同，“藍領”、“白領”已不再是發達國家才有的概念。無工可做的下崗工人，還未找到工作的待業群體，加上已成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情況可謂千差萬別。實際上，無論是“三農”，還是“四礦”，下崗或是待業，都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建立進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其本質是如何處理好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不能與之相適應的那部分社會群體的問題。要使社會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充滿活力，就應設法使絕大多數人有動力、有出路，最大限度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因此，在注意到分配收入差距拉大、社會生活多樣化這一不爭現實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認真探討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使各類社會群體的社會地位和經濟處境在正確的政策導向下逐步趨向合理化，使更多的人能夠通過誠實勞動、勤奮工作不斷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我們講“與時俱進”，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注意研究新情況，適應新變化，提出新思路，解決新問題，而不能總陷在舊觀念的漩渦中，用過時的思維看待今天的問題，用過時的方法處理今天的矛盾。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注意并研究社會生活的變化，區別各種不同情況，將問題定位找準了，才能有針對性地解決新矛盾、新問題。（許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