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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店乃至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功帶來這樣一個悖論：實踐檢驗是正確的，而邏輯驗證卻很難。它們能否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模式、新版本。實際上有一個很簡單的鑒別方法，那就是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能否延續兩代以上，否則，還是一種“能人經濟”，一種不同于西方人的東方人特有的人際結合方式，只在特定環境下有效。 以一個行政村的單位來說，江蘇無錫江陰市的華西村和河南漯河市臨潁縣的南街村稱 得上中華第一，這一南一北兩個名村實際上是兩個“名人”，準確地說是兩個“名農民”——吳仁寶和王宏斌。他們與徐文榮一樣，“公”或“共”是最大的共同點——共同富裕，大家幸福。他們都有為父老鄉親謀福利的宏愿，都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浪漫色彩，身上都洋溢著強烈的人格魅力。而他們走的路又各不相同，解剖徐、吳、王三人的成長“基因”，可以觀察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與政治環境、集體經濟與社區能人之間的邏輯關系。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可以支持現實生產力的發展；企業可以辦社會辦文化；政企合一卻效率很高；“消滅個人”的集體產權模式卻能激發個人積極性。中國農民、中國企業的創造，跟國際慣例、市場規律完全不同，也許這些成功個案沒有推廣價值，但這些經歷了時間和實踐考驗的企業家標本，可以解剖出極有價值的信息——為什么這些“不符市場經濟規律”的企業能夠成功，在中國，到底什么樣的企業“身份”最合國情，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它們首先要服什么水土？ 與徐文榮不同的是，南街村和華西村都是政企合一體制，核心人物同時擔任村黨委和企業集團一把手。 南街村民喊他們的領頭人王宏斌為“班長”；華西村百姓則稱呼其當家人吳仁寶為“老書記”。 身任南街村黨委書記、南街村集團董事長的王宏斌頭上，還有一個中共臨潁縣委副書記的榮銜。王宏斌還是全國優秀鄉鎮企業家、全國勞動模范、“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 而1928年出生的吳仁寶具有傳奇色彩，吳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長達40年之久，在華西村享有絕對權威。美國出版的《重新發現中國》一書中稱：“華西村是中國的新加坡，吳仁寶是華西的李光耀。” 吳仁寶曾任江陰縣委書記，當選為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1978年開始，中國農村經濟體制發生轉變，華西也受到冷落，1980年已擔任江蘇省委委員的縣委書記吳仁寶在江陰縣機關選舉縣黨代表中落選，吳仁寶再次回到華西村當書記。此前的吳仁寶已經一起一落。1954年，26歲的吳仁寶由村長被提升為鄉財糧委員，1957年下放回村，先后被選舉為高級社、大隊黨支部書記。1961年起任華西大隊黨支部書記。 南街村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是中原大地“大寨式”的先進典型，華西村也是“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 在南街村村委會大院對面的樓頂墻壁上，寫著這樣一句話：這個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配，由傻子去推動，由傻子去創造，最后是屬于傻子的。 毛澤東在南街村仍然是“神”。1984年他們掀起了三大活動：大學毛著、大學雷鋒、大唱革命歌曲。南街的舉措中有一條是家家備有毛澤東選集，人人手中發送“老五篇”，新招職工的條件之一是要會背“老三篇”。南街村的舉措中還有一種“斗私會”，南街村黨委的核心人物“班長”王宏斌、“副班長”郭全忠都曾帶頭在大會上做過觸及靈魂的“斗私”，在全村引起震動。 而在華西，與南街的濃烈政治氛圍剛好相反，吳仁寶強調人性化的理解。社會主義被賦予了新的、特殊的理解，對社會主義立了自己的土標準。人民幸福，就是社會主義。什么是幸福？吳仁寶說，我們有三條標準，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體健康。 華西村教育村民的方法也不是南街村的政治手段，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村子里建桃園三結義雕像、24孝亭的時候，有人批評吳仁寶是舊思想。吳仁寶的本意是讓大家要愛黨愛國愛華西，愛親愛友愛自己。華西村有一個規定，凡老人家滿100歲，村里按子孫人數每人1萬元人民幣獎勵老人。2001年就有一個老人家得了37萬元。 南街從1996年起，斥資數千萬元，建起了20多棟高檔次的高層公寓式住宅樓。如今全村800多戶村民和全體教職工都已遷入新居。每戶是三室一廳，92平方米(使用面積)，內有公家配給的高級床、沙發、衣柜、桌椅書架、工藝品架，還有彩電、冰箱、洗衣機、液化氣灶、中央空調(雙制：制冷、制熱)、24小時供應熱溫泉水……有人形容，“戶戶都是廳局級標準(面積)、省部級裝備(中央空調等)”。關鍵是這一切都是免費的、平等的。 南街人的生活消費品大部分是集體供給的，油、鹽、醬、醋、酒，雞、鴨、魚、肉、蛋，樣樣齊全。糧食每人每月40斤，月月有余，可以存在集體。家用電器、水、電、糧油等由村里統一配給，孩子入托、上學等教育費用也完全由村里負擔，在外地上大學的學生學雜費、住宿費，包括每月的300元生活費等全部由村中負擔。村民的文化娛樂、醫療、保險、統籌提留等費用也由村里承擔。社會治安狀況良好，村民無一家安裝防盜門窗。 華西村的經濟實力更強，380戶家家住上了400—500多平方米、水電氣全通的別墅樓；資產最少的人家也有100多萬元；存款最少的人家有20多萬元，存款最多的人家有2000多萬元。華西既沒有貧困戶，也沒有暴發戶，家家都是富裕戶。 在南街集體企業的管理上，堅持“集體承包”，不搞個人承包制。 這種承包制之所以有效率，關鍵是與“政治掛帥”的制度環境匹配。因為個人的生產、生活資料都掌握在“集體”手里，各集體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必須在精神、動機上對村集體效忠。否則，其個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會受到影響。 吳仁寶認為，華西村成功的原因就是實事求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他特別強調，不能光聽領導的，特別是當一陣風刮來時，不能隨風倒、跟風轉，不能領導說干什么就干什么，要牢牢掌握住自主權。他說，我們華西能有一點發展，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堅持一手抓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眾保持一致。江總書記到華西時，我向他匯報華西的“兩手抓”后，一位陪同的領導提醒說，還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我說，我已經講了“兩只手”再講就成“三只手”了。 對于這兩個中華名村的前景，兩位當家人都心中有數。一位外地來的官員問王宏斌，若是哪天你突然出車禍“死”了，你推斷南街村的道路還能不能走下去?對這個問題，王宏斌沒有正面回答。 華西作為中國首富村，其經驗有沒有推廣意義？作為中國小康村研究會會長，吳仁寶的觀點是，首富村、小康村的主要價值，在于大家明白農村為什么窮？怎樣富？而不是機械地推廣克隆。 華西村、南街村能否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模式、新版本。實際上有一個很簡單的鑒別方法，那就是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能否延續兩代以上，否則，還是一種“能人經濟”，一種不同于西方人的東方人特有的人際結合方式，只在特定環境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