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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有關中國首富村的報道，發現一個帶有共性的問題：它們幾乎都牢牢控制著村民的私人財產。 有“天下第一村”之稱的華西村，村里統一分配別墅、每戶配備轎車，錢直接從股金賬戶中扣除。不過，村民如果離開華西村，別墅、轎車、股金都要被沒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賬戶上的錢，須向村里提出申請，經村委會討論通過后才能支取。（8月8日《南方周末》） 山東龍口市東江鎮前宋村（南山集團）也是這樣。南山籍員工家家有一本“加成手冊”，記錄他們的年薪、獎金、加成和股份。所謂“加成”，即相當于年薪100％的“第二年薪”，但不發現金，存入加成手冊，每年計息；員工如遇買房、買車、結婚、看病等，申請批準后可從中提現。這筆“加成”，由集團公司統一存儲，用于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流動資金。而股份，是按個人貢獻將“加成”部分再擴增510倍的貨幣性資產，作為內部持股，不能變現，但可以定期提取股息。如果員工有工作失誤和重大過失，將削減乃至取消“加成”和股份。（8月11日《人民日報·華東新聞》） 關于南街村的分配體制，8月8日《南方周末》文章是這樣寫的：從1991年起，南街村開始“十星級文明戶”活動。評定星級，星少一顆，就意味少一項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錢買，比如面粉、醫療待遇。如果是6星戶，那就意味著喪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買青菜，從婚喪嫁娶到孩子上幼兒園到大學，所有費用都是南街給的。如果反對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這些好處將被取消。該村各項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錯誤，就會被切斷口糧，甚至從居民樓里趕出來，重新住到原來村落保留下來的平房，并被停止所有福利供給。 在一些首富村里，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方能生存下去。記得前蘇聯一位領導人說過這樣一句話：“在一個政府是惟一雇主的國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餓死。‘不勞動不得食’這個舊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原則所代替。” 這些首富村的領頭人經濟發展的膽略和氣魄令人欽佩，不過，管理上的強權主義傾向頗遭詬病。謀求發展，應該是為人們提供更自由、廣闊的選擇機會去享受勞動成果，而在這些首富村，選擇機會在村規面前顯得無能為力：對財富的控制，變成了對人的生活本身的控制。如果自由選擇意味著失去一切，村民也只好忍受村規的主宰。因此，華西村村民沒有周末休息，沒有節假日，外出均得請假；全村惟一的假期是春節放假兩天；所謂“娛樂”，也只能反復觀看村級“樣板戲”。創造，本來是為了生活更美好，否則，財富又有什么用呢？ 法律對此如何介入？是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我國雖然還沒有關于“私有財產”的法律表述，但公民合法收入也是受法律保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受法律保護，當然不能隨意剝奪。但是在首富村，剝奪私人財產卻成了“村規”。華西村村民孫浩文，曾兩次脫離村籍出外創業，均以失敗告終，算下來他被村里沒收的財產，將近100萬元。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59條規定：“沒收財產是沒收犯罪分子個人所有財產的一部分或者全部。”這里是指“犯罪分子”，而不是一個守法公民；即使是沒收犯罪分子的財產，也只能由法院判定。 在一些首富村，村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資料也在“共同富裕”的旗幟下被當作福利而供給，甚至在國家行政事業單位都已實行房改的情況下仍然如此。是不是村民們買不起住房等基本生活資料呢？顯然不是。首富村之所以將公民基本生活資料當作福利，就是要將個人應得的每一件東西都依賴于管理者，以便更有利于控制村民。正如哈耶克所說：“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里，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 不論你愿不愿意，首富村村民絕大部分勞動所得都拿不到現金，只能變成股份，即使要獲得一定的現金，也要經過管理層批準。據報道，華西村一般村民年收入3萬多元，分為三塊，一塊為工資和獎金，工資每月500-1000元之間，不過只能拿50％，獎金大約為工資的3倍，年終與未發的工資一起，發放20％現金，其余存入集體賬戶，作為股金；第二塊是每年2800元的生活補貼；第三塊則是股金分紅，按股金總額的5％提取。這樣算下來，村民分到手的現金，每年大約1萬多元。巨大的私人財富被集團管理者控制，那么這些資本會用到哪里去呢？它的投入方式是不是要與村民商量？不得而知。不過，通過媒體披露，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華西村領導層加速擴張的心態。《南方周末》文章說，華西村從2002年投入12億元巨資，在河北唐山興建年產量120萬噸的“北鋼”。7月15日，吳仁寶特意前往拜會河北省省長季允石。據當地媒體報道：“在季省長感謝華西村支持河北經濟發展的同時，吳仁寶也感謝他在江蘇期間，對華西工作的支持，并準備追加投資，將北鋼的規模擴大到500萬噸。”這就是華西村“政治優勢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具體化。 8月13日人民網消息，據國家發改委提供的情況，去年我國鋼鐵工業投資達到704億元，比上年增長45.9％，形成了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第二個投資高峰。今年1至6月，冶煉設備生產增長了1.2倍，原有企業普遍擴大產能。初步估計，未來幾年內，包括擴建、改造和新建項目在內，全國新增生產能力將在5000萬噸左右，2005年將形成約2.5億噸鋼的綜合生產能力。河北唐山地區除唐鋼外新建鋼鐵企業總能力已發展到1000多萬噸，且仍在繼續擴張。目前，鋼鐵項目的投資中，銀行貸款占較大比例，大型鋼鐵企業項目一般為50％60％，民營企業比例更高。對此，國家發改委官員警告說，一旦企業經濟效益惡化或倒閉，將難以償還銀行貸款，形成銀行新的不良資產。 如果民營資本在這種加速擴張和重復建設中受到傷害，倒霉的將是被強行將工資獎金納入股份的村民。但愿我是杞人憂天。 令人欣慰的是，不論曾經多么輝煌，變革總在進行中，哪怕現在的聲音還比較微弱。一是有了“離經叛道”者。這些年，華西村盡管“鐵桶江山”，但仍然出了5位敢于舍棄財產離開華西的人，其中有兩人在華士鎮自辦企業，小有所成；村民們也不再盲目“聽話”。據《外灘畫報》報道，7月20日，華西村村民大會如期舉行，村民委員會主任吳協東作報告。但他的報告不少村民已經沒心思聽下去了，許多村民走到門外抽煙、聊天。南街村也不例外。據報道，自1999年發生耿宏向王宏斌的權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戰，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體后，2002年，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耿富杰在做了數年“沒有權力的總經理”后，向王宏斌遞交辭呈；被南街村認為具有經營頭腦的、為數不多贏利企業的調味品廠廠長陳書欣，因種種原因不辭而別。現在的南街，已經分裂出幾個“資本主義”的個體，這些“南街村的叛徒”，有辦調料廠的，有辦紙加工廠的。二是打工者也不以加入華西籍為榮了。從河南來華西村打工者共有1萬多人，這幾年成為華西新村民的僅606人。他們有的須交納10萬元的落戶費，現在降價為1萬元，大學生還要減半。特別是南街村，在“東方紅廣場”10多米高的毛澤東雕像下，一個孩子對記者說，我們村的那一套沒意思，好多大人講的我們都不想聽，這個社會早就變樣了。 所有這一切變化，看起來似乎是一種表象，但實質上表達了村民們對自由的向往，對私人財產安全的關注，對現行管理體制的離心，對管理層蔑視法律、非法剝奪私人財產的強烈不滿。《大邱莊：神話破滅十周年》一文有一個很好的結尾：大邱莊從一窮二白走向繁榮是體制優勢，其由盛至衰亦是體制原因，而大邱莊由衰落走向復蘇也是體制的優勢。長期關注中國農村運行模式的社科院陸建華博士說：“禹作敏的悲劇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大邱莊的悲哀，但大邱莊之路確實給中國農村提供了經驗、教訓以及藍本，對大邱莊如是，對南街村如是，對華西村亦復如是。”（朱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