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首富村為何要控制村民的私人財產
發布時間:2003-08-19
來源:中國食用菌商務網
讀有關中國首富村的報道,發現一個帶有共性的問題:它們幾乎都牢牢控制著村民的私人財產。
有“天下第一村”之稱的華西村,村里統一分配別墅、每戶配備轎車,錢直接從股金賬戶中扣除。不過,村民如果離開華西村,別墅、轎車、股金都要被沒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賬戶上的錢,須向村里提出申請,經村委會討論通過后才能支取。(8月8日《南方周末》)
山東龍口市東江鎮前宋村(南山集團)也是這樣。南山籍員工家家有一本“加成手冊”,記錄他們的年薪、獎金、加成和股份。所謂“加成”,即相當于年薪100%的“第二年薪”,但不發現金,存入加成手冊,每年計息;員工如遇買房、買車、結婚、看病等,申請批準后可從中提現。這筆“加成”,由集團公司統一存儲,用于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流動資金。而股份,是按個人貢獻將“加成”部分再擴增510倍的貨幣性資產,作為內部持股,不能變現,但可以定期提取股息。如果員工有工作失誤和重大過失,將削減乃至取消“加成”和股份。(8月11日《人民日報·華東新聞》)
關于南街村的分配體制,8月8日《南方周末》文章是這樣寫的:從1991年起,南街村開始“十星級文明戶”活動。評定星級,星少一顆,就意味少一項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錢買,比如面粉、醫療待遇。如果是6星戶,那就意味著喪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買青菜,從婚喪嫁娶到孩子上幼兒園到大學,所有費用都是南街給的。如果反對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這些好處將被取消。該村各項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錯誤,就會被切斷口糧,甚至從居民樓里趕出來,重新住到原來村落保留下來的平房,并被停止所有福利供給。
在一些首富村里,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方能生存下去。記得前蘇聯一位領導人說過這樣一句話:“在一個政府是惟一雇主的國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餓死。‘不勞動不得食’這個舊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原則所代替。”
這些首富村的領頭人經濟發展的膽略和氣魄令人欽佩,不過,管理上的強權主義傾向頗遭詬病。謀求發展,應該是為人們提供更自由、廣闊的選擇機會去享受勞動成果,而在這些首富村,選擇機會在村規面前顯得無能為力:對財富的控制,變成了對人的生活本身的控制。如果自由選擇意味著失去一切,村民也只好忍受村規的主宰。因此,華西村村民沒有周末休息,沒有節假日,外出均得請假;全村惟一的假期是春節放假兩天;所謂“娛樂”,也只能反復觀看村級“樣板戲”。創造,本來是為了生活更美好,否則,財富又有什么用呢?
法律對此如何介入?是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我國雖然還沒有關于“私有財產”的法律表述,但公民合法收入也是受法律保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受法律保護,當然不能隨意剝奪。但是在首富村,剝奪私人財產卻成了“村規”。華西村村民孫浩文,曾兩次脫離村籍出外創業,均以失敗告終,算下來他被村里沒收的財產,將近100萬元。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59條規定:“沒收財產是沒收犯罪分子個人所有財產的一部分或者全部。”這里是指“犯罪分子”,而不是一個守法公民;即使是沒收犯罪分子的財產,也只能由法院判定。
在一些首富村,村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資料也在“共同富裕”的旗幟下被當作福利而供給,甚至在國家行政事業單位都已實行房改的情況下仍然如此。是不是村民們買不起住房等基本生活資料呢?顯然不是。首富村之所以將公民基本生活資料當作福利,就是要將個人應得的每一件東西都依賴于管理者,以便更有利于控制村民。正如哈耶克所說:“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一個人手里,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于整個‘社會’的,還是屬于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全權控制我們。”
不論你愿不愿意,首富村村民絕大部分勞動所得都拿不到現金,只能變成股份,即使要獲得一定的現金,也要經過管理層批準。據報道,華西村一般村民年收入3萬多元,分為三塊,一塊為工資和獎金,工資每月500-1000元之間,不過只能拿50%,獎金大約為工資的3倍,年終與未發的工資一起,發放20%現金,其余存入集體賬戶,作為股金;第二塊是每年2800元的生活補貼;第三塊則是股金分紅,按股金總額的5%提取。這樣算下來,村民分到手的現金,每年大約1萬多元。巨大的私人財富被集團管理者控制,那么這些資本會用到哪里去呢?它的投入方式是不是要與村民商量?不得而知。不過,通過媒體披露,我們可以強烈感受到華西村領導層加速擴張的心態。《南方周末》文章說,華西村從2002年投入12億元巨資,在河北唐山興建年產量120萬噸的“北鋼”。7月15日,吳仁寶特意前往拜會河北省省長季允石。據當地媒體報道:“在季省長感謝華西村支持河北經濟發展的同時,吳仁寶也感謝他在江蘇期間,對華西工作的支持,并準備追加投資,將北鋼的規模擴大到500萬噸。”這就是華西村“政治優勢要為經濟建設服務”的具體化。
8月13日人民網消息,據國家發改委提供的情況,去年我國鋼鐵工業投資達到704億元,比上年增長45.9%,形成了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第二個投資高峰。今年1至6月,冶煉設備生產增長了1.2倍,原有企業普遍擴大產能。初步估計,未來幾年內,包括擴建、改造和新建項目在內,全國新增生產能力將在5000萬噸左右,2005年將形成約2.5億噸鋼的綜合生產能力。河北唐山地區除唐鋼外新建鋼鐵企業總能力已發展到1000多萬噸,且仍在繼續擴張。目前,鋼鐵項目的投資中,銀行貸款占較大比例,大型鋼鐵企業項目一般為50%60%,民營企業比例更高。對此,國家發改委官員警告說,一旦企業經濟效益惡化或倒閉,將難以償還銀行貸款,形成銀行新的不良資產。
如果民營資本在這種加速擴張和重復建設中受到傷害,倒霉的將是被強行將工資獎金納入股份的村民。但愿我是杞人憂天。
令人欣慰的是,不論曾經多么輝煌,變革總在進行中,哪怕現在的聲音還比較微弱。一是有了“離經叛道”者。這些年,華西村盡管“鐵桶江山”,但仍然出了5位敢于舍棄財產離開華西的人,其中有兩人在華士鎮自辦企業,小有所成;村民們也不再盲目“聽話”。據《外灘畫報》報道,7月20日,華西村村民大會如期舉行,村民委員會主任吳協東作報告。但他的報告不少村民已經沒心思聽下去了,許多村民走到門外抽煙、聊天。南街村也不例外。據報道,自1999年發生耿宏向王宏斌的權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戰,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體后,2002年,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耿富杰在做了數年“沒有權力的總經理”后,向王宏斌遞交辭呈;被南街村認為具有經營頭腦的、為數不多贏利企業的調味品廠廠長陳書欣,因種種原因不辭而別。現在的南街,已經分裂出幾個“資本主義”的個體,這些“南街村的叛徒”,有辦調料廠的,有辦紙加工廠的。二是打工者也不以加入華西籍為榮了。從河南來華西村打工者共有1萬多人,這幾年成為華西新村民的僅606人。他們有的須交納10萬元的落戶費,現在降價為1萬元,大學生還要減半。特別是南街村,在“東方紅廣場”10多米高的毛澤東雕像下,一個孩子對記者說,我們村的那一套沒意思,好多大人講的我們都不想聽,這個社會早就變樣了。
所有這一切變化,看起來似乎是一種表象,但實質上表達了村民們對自由的向往,對私人財產安全的關注,對現行管理體制的離心,對管理層蔑視法律、非法剝奪私人財產的強烈不滿。《大邱莊:神話破滅十周年》一文有一個很好的結尾:大邱莊從一窮二白走向繁榮是體制優勢,其由盛至衰亦是體制原因,而大邱莊由衰落走向復蘇也是體制的優勢。長期關注中國農村運行模式的社科院陸建華博士說:“禹作敏的悲劇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大邱莊的悲哀,但大邱莊之路確實給中國農村提供了經驗、教訓以及藍本,對大邱莊如是,對南街村如是,對華西村亦復如是。”(朱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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