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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這個城市最先醒來。”每天３點半，陳寶軍準時起床，和面、打餡，準備這天出售的早點。靠著經營這家早點鋪，陳寶軍已經在北京生活了３年。 在我國，像陳寶軍這樣的農民工已接近１億人，城市、工廠越來越離不開他們。但他們的身份卻很特殊：從戶籍上看是農民，從工作性質看是工人。工資按時足額領取難、勞動合同簽訂難、子女教育難、加入工會難成為農民工面臨的四大突出難題。 出席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認為，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職工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維護他們的權益是工會義不容辭的責任。 拖欠工資，農民工心中的痛 今年４５歲的喬福幫是青海西寧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縣樺林鄉農民，在西寧一家建筑公司辛苦了一年，沒拿到一分工錢。喬福幫說起這段經歷，痛心而又無奈：“錢要不上哩，苦白受哩，錢全部撂掉了，打電話老板也不接。” 在這個鄉，每年約有３０００多人外出打工，他們遇到的共同問題是掙到的錢被用工單位、私人企業主惡意克扣了，每年拖欠的工資有上百萬元。 每每聽到這類事，黑龍江代表董鑫心里都很難受：在打工者里，幸運和成功的畢竟是少數，他們中大多數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而拿到的卻是微薄的薪水。“就是這些微薄的工錢，還要被黑心的老板克扣。”董鑫代表說。 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為什么如此普遍？河南代表陳民分析，國家目前有關工資發放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存在一些漏洞，這使隨意克扣、拖欠工資已成為用人單位侵害民工權益的主要手段。 依據我國現有法律法規，廠方和民工產生工資糾紛，首先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申請勞動仲裁，最后才提起民事訴訟，這一整套程序走下來，少則半年，外來務工人員很難抽出時間、精力和財力打下這場官司。 福建代表莫雪平說，企業要發展，必須善待員工，只有這樣才能形成良性循環，這是每個成功企業的經驗所在。她說，單靠農民工自身的努力無法解決問題，對那些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有關部門應采取強硬手段，工會應當協調政府職能部門監督檢查，這樣才能形成有效的制約機制。 勞動合同，何時不再“陷阱重重” 河北高陽縣農民田保豐去年進城打工，干了３個月后，老板將他辭退，沒有給一分錢。但田保豐只能把苦水往肚子里咽，“老板簽個合同把我給害了，規定３個月試用期，不合格就走人，一分錢沒有”。 比起河南商城縣的劉心祥，田老漢還算是“幸運”的。劉心祥在打工時腿被石頭砸傷，落下終生殘疾，就因為當初合同上一句“因本人不慎導致受傷、死亡后果自負”，老劉只能拖著一條傷腿回到老家。 代表們在討論中指出，勞動合同本是保護勞動關系雙方合法權益的武器，現在卻成了用工單位逃避自身責任和義務的工具。所謂合同，很多就成了對農民工單方面的約束甚至是陷阱。 陳民代表說，現在大多數地方勞動力是買方市場，農民工找工作較難，農民工與用人單位，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簽合同。即使簽了合同，用人單位也常常設下重重陷阱，出現不少“霸王合同”和“生死合同”，讓農民工有苦說不出，有冤難申訴。 廣東代表張寶琴建議，政府有關部門應當“三管齊下”：建立健全政府、職工、投資者三方協商機制，將必須與職工簽訂集體合同確定為企業進入本地市場的必要條件，用集體合同規范勞動合同；加強執法檢查，使監督檢查經常化、制度化；加強宣傳教育，不斷提高職工的法律意識，改變以往的宣傳教育流于簡單、生硬的狀況，做到通俗化、人性化，便于外來務工人員接受。 子女入學，如何面對孩子迷茫的眼神 有關部門統計，我國以農民工為主的流動人口中，學齡少年兒童有２００多萬人，這些人無疑也是義務教育的對象。然而，他們無法像同齡的城市孩子一樣平等地接受當地的義務教育。 面對這些孩子迷茫的眼神，浙江代表江躍進不禁感嘆，農民工為城市建設默默作著貢獻，而他們的子女卻享受不到和城里孩子一樣的待遇，要么輟學，要么進“非法”的民工子弟學校，只有少數進了公立學校，還要交高額的費用。農民工就是因為文化水平低，權益才容易受侵犯，難道他們的下一代還是這樣的命運嗎？ 張寶琴代表說，目前，我國城市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費用基本上由各級政府負責，而農村的義務教育則由鄉鎮政府向農民征收教育費附加，這等于是農民自己掏錢辦教育，但這些費用并沒有根據農民工的就業流向在地區間劃轉，這實際上使得這些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處在真空地帶。 福建代表洪天炳說，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也需要企業的參與。能把子女帶到城市的農民工，多是一些熟練工、技術工。現在一些有遠見的大企業已經意識到，要留住這些人，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要。他們幫助聯系一些學校接收本廠農民工子女入學，這也是一種有效的解決辦法。 加入工會，給農民工一個堅實的靠山 北京東郊的一處工棚內，４３歲的河北農民工薛占良在一份文件上簽上了自己的姓名，這使他正式成為工會會員。在我國，像薛占良在打工所在地加入工會組織的農民工已有３４００多萬人。 湖南代表周鴻翔說，農民工對工會的依賴程度高，對工會信任，有困難都先找工會。工會對農民工來講，就是他們在當地的“家”，應該成為他們堅實的靠山，為他們解決實際困難。 農民工組建工會工作的確有一定難度。浙江代表陳有德說：“把農民工組織到工會中來，需要依托務工人員打工的企業。但建立工會難度很大，企業主擔心受約，不愿組建工會。一些農民工一時還認識不到工會的作用，也不積極。” 盡管如此，近１億農民工的切身利益，工會不能熟視無睹。黑龍江代表劉存周認為，由于條件所限，讓每家企業都成立工會有難度，但可以采取建立工會聯合會的辦法：即以社區為單位，成立一個工會聯合會，凡是這個社區內的職工都可入會。哪個企業的員工出了問題，工會聯合會都可以去跟企業主交涉。 由工會出面維護農民工權益，離不開黨和政府的支持。福建代表莫雪平說，有了當地黨政領導的支持，維權工作的開展就容易了很多。泉州曾經有一家制鞋企業的工人得了職業病苯中毒，企業拒絕支付醫療費，耽誤了治療，導致職工病故。工會堅決支持職工家屬維權，在市委主要領導“不賠償就關門”的批示的支持下，企業支付了醫療費，并給予了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