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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后，農業產業化日益成為增加農民收入、推進農村小康建設的有效途徑。但目前農業產業化發展遇到政策體制瓶頸。不少基層干部群眾呼吁，理順政策體制，為農業產業化創造良好發展環境。 扶持政策有些弱 記者采訪的政府主管部門、龍頭企業經營者和農民認為，政府對農業產業化的政策扶持力度小，而且現有政策集中于對重點龍頭企業的扶持，對眾多中小龍頭企業和廣大農戶較少涉及。 農業產業化“供血不足”是一個突出問題。各級財政雖有用于農業產業化的貸款貼息、周轉專項，但數額較小。據了解，東部幾個農業大省每年都只有幾千萬元。這些資金分解到企業就寥寥無幾了。貸款額度也嚴重不足。由于農產品生產的季節性強，產品相對集中上市，而農業龍頭企業為保證常年加工，必須在短時間內收購足量的農產品。這就形成了農產品原料收購巨大的流動資金壓力。湖北天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苗澤春抱怨說：“近年來收購資金難題一直是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公司每年油料加工能力達５０萬噸，由于收購資金不足，實際收購的本地原料不足２０萬噸，僅能滿足５個月的生產需要。”同時，目前龍頭企業的生產基地建設標準較高，投入較大，農戶需要小額貸款。但因擔保及手續等方面的問題，農民小額貸款難。江蘇省農林廳副廳長張留芳建議，增加農貸資金，適度放寬和簡化農業貸款手續，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給予授信額度支持。 一方面投入不足，一方面又沒有形成整合投入的機制。山東、江蘇等地農業部門負責同志認為，目前體制不順。農業產業化政策分散在各部門，協調起來很難，好辦的事都插手，不好辦的事都躲著走。現在實行的農業產業化聯席會議制度也是無奈之舉，協調一件小事，就涉及一二十個部門，要蓋一二十個章。更何況有的地方連聯席會議制度也沒建立起來。他們建議，我國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管理體制，對農業產業化實行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管理。 技術開發滯后，是制約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又一瓶頸。由于科研投入不足，科技創新體制和機制不完善，科研成果遠遠滿足不了實際需求。如我國保鮮業整體落后，農產品采后價值的損失嚴重。據統計，腐爛變質使２５％的已采的蔬菜、水果白白損失。一些農業專家建議，國家應建立健全農業科技創新體制，加速制定適應農業科技革命的政策，使農業科技活動與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融為一體。同時，扶持培養一批農產品加工型研究機構與專業。 “組織起來”障礙多 記者采訪的一些專家和實際工作者認為，提高農民和龍頭企業的組織化程度，是創新產業化經營體制的核心所在，是新型產業化必須跨越的臺階，亟需突破多方面的障礙。 據介紹，專業合作組織是一種農民互助合作性質的經濟組織，許多國家往往采用低稅、免稅或政府補貼等政策加以扶持。目前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尚處于起步階段，合作的規模較小、層次還不高，生產經營水平也較低，尤其需要政府引導和支持。而目前國家并沒有相應的扶持政策。有關人士建議，國家扶持龍頭企業的政策應同樣賦予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就龍頭企業而言，行業自律性差，競相壓價，自相殘殺，致使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前幾年我國濃縮蘋果汁出口的最高價可達每噸２０００美元以上，但由于國內企業惡性競爭，目前僅為４５０美元１噸，比歐美市場平均價低１５０多美元。真空冷凍干燥食品是西方發達國家流行的高檔食品，加工成本較高，利潤較為豐厚。我國雖然生產時間不長，生產能力也只有３０００多噸，但已經打起了價格戰。山東神大食品有限公司投產一年多的時間，利潤率已比做市場調研時降了２０個百分點。總經理楊永寧無奈地說，跨國采購商都有明確的全球性戰略，他手里有訂單，也不會全給你，而是讓你吃不飽，并分而治之，造成我們企業間互相降價的局面。我們的企業都是單打獨斗，不像國外那樣有行業協會協調行動，使企業形成一種整體的競爭力。 我國目前行業協會雖然也有一定數量，但官辦的多，按產加銷分段設置的多，而且綜合協調手段和職能較弱，特別是在原料收購與產品出口兩個關鍵環節的價格協調上，不能發揮作用。記者采訪的一些龍頭企業的廠長經理建議，國家應制定行業協會法，把部分政府職能分流到協會，賦予其對外談判交涉、行業規劃、價格協調等職能，還要賦予其相應的處罰手段；按照“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打破行政界限，形成更強有力的市場主體。 經營環境有點冷 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整體上利潤水平不高，但農業產業化的經營成本卻居高不下，經營環境較差。一些企業以“進門容易出門難”來形容自已的處境。 所謂“進門容易”，就是一些管理服務部門“挖農”、“吃農”。據中國家禽加工企業協會調查，一些企業每噸肉雞出口產品檢驗檢疫費用多達８００多元。一方面是收費環節多，如銷售種雛、宰殺畜禽、加工成品等環節，都要分別收取檢疫費。另一方面是畜牧、質檢等部門重復收費。據浙江寧波恒泰草制品有限公司反映，僅社會性開支費、教育附加費等四項收費就占到銷售額的１．５％。 所謂“出門難”，就是流通環節關卡多，收費高。一些企業和農民反映，農產品本身價值不高，但過橋過路的收費標準卻與工業品一樣，而且收費罰款項目多而亂。雖然一些地方開通了“綠色通道”，但基本是區域性、季節性的。山東蒼山縣榮慶集團有一支車隊向上海、南京等城市運菜。一輛貨車一年的過橋過路費加罰款平均８萬多元，超過汽油費。公司僅此一項一年就支出７００多萬元，相當于每公斤菜增加約０．２元的成本。董事長張玉榮憤憤地說：“一些部門不是依法行政，而是違法行政，罰款很不規范。有因超載一次被罰２０００元的。我們測算了一下，公司交的罰款相當于過橋過路費的２０％左右。” 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孔繁來認為，從總體上來說，我國的收費公路太多，收費價格也偏高。 一些龍頭企業和農民強烈呼吁，加緊治理農業產業化經營環境，清理不合理收費項目，制止亂罰款，調減收費標準，如對整車運輸農產品的車輛，減半征收交通費；還可借鑒美國的經驗，修建收費道路者，必須在收費道路的旁邊，修建一條并行的低等級的免費道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