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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過程中失去土地的農民是怎樣生活的？記者最近在西安近郊一些農村采訪發現，許多失地農民長期找不到新的出路，邁不進城市的"門檻"。大批無地可種、無崗可上的"邊緣人"整天忙于不太正常的"三件事"：打牌、盲目"開發"房地產、上訪。失地農民的困惑與無奈，折射出現有的征地制度的諸多弊端，根據新的形勢改革沿用了幾十年的土地征用制度，成了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課題。 新華網陜西頻道　文／圖　記者儲國強　陳鋼　審發：《焦點網談》欄目組 失地農民生活見聞：打牌　蓋樓　上訪 鏡頭一：生活無著無事作　打牌成風窮消遣 圖為：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鎮鄧店南村村民胡清云正在家門口巴掌大的草坪上種韭菜，草坪的另一半長著綠油油的蒜苗。她對記者說："現在吃菜要買，還有交水費、電費。我要是有個正經活干，一月掙個三四百元，也不會這么種菜了。"兩年前，這個村的所有土地被西安高新區長安科技產業園征用，如今全村４４３戶農民大多成了無業人員，村里許多人家的草坪里都種上了蔬菜。 正是農忙時刻，西安市長安區郭杜鎮鄧店南村的許多壯勞力卻聚集在村頭打麻將。二三十名中青年村民圍著兩桌麻將、一桌象棋觀戰。村民任東民盯著手里的麻將牌，頭也不抬地說："前幾年種地的時候，這季節哪里能閑著。現在沒活干，就靠麻將打發日子。"兩年前，這個村的所有土地被西安高新區長安科技產業園征用，如今全村４４３戶農民住在當地政府為他們統一建造的花園式小區里。 ４２歲的任東民是村里的勤快人，他去年才干了不到７個月的活，掙了３０００多元錢，可是全家一年的開銷超過了１萬元。任東民苦笑著說："３年不種地，麻將水平上去了，生活水平下來了。" 支部書記張和平說，任東民家的狀況在村里非常普遍，有的人都快住不起自已的"小洋樓"了。他還說："像我這樣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開支越來越高，誰愿意整天混日子？可是征地是‘計劃經濟’，進城找工作卻是‘市場經濟’，村里絕大多數人只會干苦力，一年能有半年閑。" 小區里許多草坪里竟種上了蔬菜。村民胡清云正在家門口巴掌大的草坪上種韭菜，草坪的另一半長著綠油油的蒜苗。她放下手里的鋤頭對記者說："現在吃菜要買，還有交水費、電費。我要是有個正經活干，一月掙個三四百元，也不會這么種菜了。" 在西安近郊許多被征地的農村，記者都看到了與鄧店南村相似的情景。"一腳踢"式的征地帶來了大量無業人群，他們生活沒有固定收入來源，大量時間無事可做，只能打牌消遣，一些賭錢成癮的青年人甚至快把家賭窮了。 鏡頭二：蓋樓只為等拆樓　"制造垃圾"浪費多 今年３月１９日上午，西安北郊未央區河址西村靠近公路的３排數十間樓房正被拆毀，其中兩座樓房都是新蓋的，有的連門窗都沒有安裝，看不到任何住過人的痕跡。一些村民神秘地告訴記者，該村土地被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征用后，個別村民去年七八月份緊急蓋房，因為房屋的拆遷補償遠遠高于房屋建筑成本，"去年蓋樓今年拆，大量制造垃圾為的只是獲取拆遷補償。" 圖為：３月2１日，長安區郭杜鎮鄧店南村村民任東民向記者展示他家住的裂縫，說明由當地政府統一建造的住房是"豆腐渣"工程。3月19日，該鎮上百名農民先后圍堵陜西省政府和西安市委大門，請求解決他們"征地補償款被截留和統一建房存在的質量問題。這些農民土地２０００年被西安高新區長安科技產業園征用，村民成為失地農民。從２０００年起，這些村民就不斷到各級政府部門上訪，甚至集資到北京。 記者采訪發現，像河址西村個別農戶一樣想發"拆遷財"的失地農民不在少數。尤其是近年來部分地方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大大提高后，許多農民拿到大筆征地補償款之后，紛紛把目光投到下一次的拆遷補償，掀起了一股畸形的"蓋樓風"。 未央區漢城街道辦蔡家村原來人均擁有耕地１．３畝，去年耕地全部被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征用后，每人領到了７萬多元的征地補償款，如今家家都蓋起了超大面積的住房。村民秦有富家蓋了５００多平米的房子。在他家４０多平方米的客廳里，秦有富說："過去村民哪兒見過這么多錢！一戶二三十萬元，放在家里不放心，存在銀行利息太少，搞投資找不到好門道，算來算去，最終都決定蓋房子。村里蓋房最多的一家蓋了四層樓房，有一千多平方米。" 村支書易志發介紹，村民都覺得拿錢蓋房最劃算：建房一平方米的成本就２００多元，即使裝修很豪華也不會超過３００元，將來村里遲早要搬遷，房屋得到的賠償可能達到每平方米５００元左右，這樣就能賺上一筆。 未央區徐家灣街道辦薛家寨村也是蓋樓成風，該村一組組長付隨省說："蓋起樓來等著拆，這個過程就是把水泥、鋼筋、沙子變成垃圾的過程，對整個國家經濟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浪費。" 未央區城建局副局長劉勝利、未央區國土局副局長趙有浩、未央區漢城街道辦副主任徐家寬等基層干部認為，目前對農民建房的規劃管理幾乎是空白。農民亂建房的根本原因還是目前安置方式太單一，因為失地農民僅僅拿到補償款，對于下一步的生產和生活非常盲目，投資"小型房地產"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鏡頭三：征地拆遷"貓膩"多　上訪為業求公正 不久前，來自西安南郊長安區郭杜鎮的上百名農民先后圍堵陜西省政府和西安市委大門，請求解決他們"征地補償款被截留和統一建房存在的‘豆腐渣’問題"。這些農民來自郭杜鎮鄧店南村、鄧店北村、東五橋村、西五橋村和長里村，２０００年他們的土地的被西安高新區長安科技產業園征用，前４個村整體搬遷，村民成為失地農民。鄧店南村村民張寬本告訴記者，征地時西安高新區與鎮政府簽訂的《征地實施協議》中寫明土地補償費用是每畝３．９萬元，但農民領錢時卻是按一畝地２．６萬元算的，少支的１．３萬元不知哪去了，鎮領導的答復是"相關費用"。從２０００年起，這些村民就不斷到各級政府部門上訪，甚至集資到北京，但問題一直沒解決。 據陜西省聯合信訪辦統計，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１年間，陜西省涉及征地方面的信訪總量就達３、７萬多人次，集體上訪達９５５批。連續兩周，僅記者接待的失地農民上訪就有１０多次。一些常年上訪的農民戲稱："我們的工作就是上訪"。 懷疑補償款被截留挪用以及鎮村干部腐敗是導致上訪的一個重要原因。１９９５年以來，未央區大明宮街道辦曹家廟村近７００多畝耕地被征用，目前人均耕地不到３分。去年參與村里財務清理的曹再利、曹保祥等村民告訴記者，村委會簽訂了７次協議"賣地"，從來沒有召開過村民代表會議，并且７次征地補償總計４９００多萬元，其中４８００多萬元已轉到村帳上，但到目前村民總共只領到補償款３８００萬元，剩下大約１０００萬元不知去向，村民為此一直在上訪。 圖為：３月１９日，西安北郊未央區河址西村靠近公路的３排數十間樓房正被拆毀，其中兩座樓房都是新蓋的，有的連門窗都沒有安裝。一些村民告訴記者,該村土地被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征用后，個別村民去年七八月份緊急蓋房，因為房屋的拆遷補償遠遠高于房屋建筑成本，"去年蓋樓今年拆，大量制造垃圾為的只是獲取拆遷補償。" 陜西省國土資源廳政策法規處處長李明斌、未央區漢城街道辦副主任徐寬本等基層干部認為，征地引發大量群眾上訪，反映了部分地方征地主體多、征地補償資金監管松、村級財務管理不嚴等方面普遍存在的問題，不能簡單地看作"農民的素質問題"。 長安區郭杜鎮鄧店南村"告狀專業戶"張振本在村民眼里是一個敢于仗義執言的人。記者見到他時，這位５８歲的漢子正躺在床上，因為上訪，老張３月９日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傷，嘴唇被打裂縫了６針。他說："為了上訪，我們幾個人自己掏腰包花了好幾萬了，到底圖個啥？說到底是一些干部把國家政策‘念歪’了。 "遷轉成本"如何計算？――會診當前失地農民安置補償機制 農民失去土地后的補償安置糾紛成為當前影響農村穩定的一個新問題。這里除了有"歪嘴和尚"念歪經的問題外，不少群眾和基層干部反映：應進一步研究對失地農民的安置補償如何進行合理計算和支付的問題。 失地農民如何看待現行的補償安置方式，他們希望什么樣的補償標準和方式？記者最近帶著這些問題在西安市近郊調研中，請不少農民、干部和有關專家對此進行"會診"。 “‘買斷式’補償標準太低太亂” 盧會彥（長安區郭杜鎮鄧南村村民）：現在的征地補償標準太低，對農民的剝削算起來太嚇人。我們的土地２０００年被西安高新區長安科技產業園征用，每畝地才給２.５５萬元。我家地被征走后，全家分得征地款９萬元，老房子拆遷每平方２４７元，一共補了３萬元。但上面統一建的住宅卻以每平方４６５元的價格賣給我們。我所得的所有補償款剛夠購房款和裝修費，也就是說，我們拿出了自己的一切（土地和住房）換來了一座"住不起"的小洋樓。 付隨省（未央區徐家灣街道辦薛家寨村一組組長）：從近幾年這里征地來看，不僅標準低、標準亂，而且"買斷式"征完地后，就把農民甩開不管了。我們組的土地是１９９６年以公共設施征用的，地價有４.６５萬元的，有４.２萬元的，還有３.７萬元的,誰也說不清標準到底是什么。但是地被征走以來,許多地都被用來搞房地產開發了。村民眼睜睜看著政府花３萬多元把我們的地征走，一轉手以４０萬拍賣出去。直到現在還有一些地在拍賣，最低成交也得六七十萬元，我們難以接受。 圖為：一位民工仍在村里施工，現在全村家家都在蓋起了"豪宅"。 記者調查：近幾年來，西安城運村、繞城高速公路、西安高新區、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等項目陸續占用近郊大量耕地。有的征地補償明顯太低，如繞城高速公路每畝僅補償６０００元，其他項目征地有高有低，低的兩三萬，高的七八萬，許多農民征完地后生活立即就陷入了困境。 劉華珍（陜西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特邀咨詢委員）：我國許多地方"低價"征用農村土地的制度和辦法已經沿襲了５０多年。其弊端已日益顯露，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補償標準太低，二是"溢出"的人口由農村自行"消化"。這是造成當前"三農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村征地制度亟需改革，這不是農村自身的事，也不是陜西一個省的事。 劉勝利（西安市未央區城建局副局長）：現在西安市不同性質的征地給農民的補償標準不同。省上統一規定道路、廣場、綠地等國家征地補償標準在１萬元以下，而一些量不大的建設用地給到了７萬元左右，對此農民意見非常大。因為在他們眼中，國家用地和建設用地都是一樣的，結果都是農民失去了土地。從公平的角度上來說，國家征地和建設用地應該按等值進行補償。另外，民以食為天，失去土地后農民的生活來源是個大問題。現在 "買斷式"的征地對農民打擊非常大，只有源源不斷地補償他們才會滿意。 補償安置應以"遷移轉業成本"來計算 董長榮（未央區漢城街道辦麻家什字村村民）：這兩年我們村繞城高速公路征地時每畝補６０００元，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征地時每畝補７萬元，最近聽說繞城林帶要征地每畝３萬元。這些補償標準都是按國家有關規定計算的，現在全村耕地快沒了，而每人分到的錢還不到４萬元，許多人生活開始出現困難，這是不是說明目前的計算標準不太合理。 趙有浩（未央區土地局副局長）：現在城郊許多地方的安置補償都在每畝六、七萬元，這已遠遠超過了法律規定的標準，這說明目前法律對失地農民的安置補償計算方法不合理，沒有把市場因素考慮進去。 李明斌（陜西省國土資源廳政策法規處處長）：現行征地補償標準確定的依據還是計劃經濟時期的模式，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農民要求，低價征地較為普遍。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土地補償費為被征耕地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６－１０倍，安置補助費為４－６倍，兩者總和不得超過３０倍。 劉華珍（陜西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特邀咨詢委員）：征地制度改革，一要提高征地補償標準，二是要使征用農村土地與轉移農村人口同步進行，三是轉出的人口必須徹底離農，到城鎮定居、就業。要做到這三點，核心就是征地補償標準問題，它的標準要提高到多少，要按"遷移轉業成本"進行科學的計算。 舉個例子：假定農村平均每戶４口人，當地人均１．５畝耕地，征用６畝地就必須轉出一戶４人。要使這一戶人實現遷移、轉業，需要到城鎮定居就業，需要約１５萬元建造一棟住宿和經營兼用的房屋，５萬元的生產經營啟動資金，還有以下的"遷移轉業基金"，遷移頭兩年（預計尚未就業）的基本生活費約２．４萬元（每人每月２５０元）。以上就是支付給轉出人口的"買斷金"。另外還需支付給集體經濟組織約３萬元（每畝５０００元）的補償金。兩項合計所得的"遷移、轉業成本"達２５．４萬元，客觀上就應以這個成本來決定征地補償的標準。按這樣計算，一般農村每畝耕地的補償費標準約為４．２萬元，城郊的標準應該更高一些。 圖為：姚芳香背靠自家新房，一邊挑揀著剛挖回來的野菜，一邊與身邊八九位村民閑聊。既為生計所迫，也為打發時間，沒事可干的姚芳香經常帶著輟學的孩子挖野菜，每天只能賺上幾塊錢。但她家新房的豪華卻與此極不相稱：上下兩層，水泥地面，瓷磚貼墻，門外還漆畫了彩圖。建房加上看病把她家１４萬元補償款花光了。 亟需探索失地農民有效安置方式 記者調查：大量失地農民在失去以前賴以生存的土地后，固定的收入來源被截斷，加上許多地方的一次性補償標準偏低，農民怨氣較重。目前全國還沒有統一的解決安置問題的相關規定，現行法規對征地后農民安置問題也很少涉及。探索多種渠道的有效安置方式，已成為征地亟需探索的迫切任務，也是當前近郊農村面臨的主要問題。 李明斌：（陜西省國土資源廳政策法規處處長）：要維護農民利益，真正有效地安置失地農民，目前仍有許多事要做、有許多方式可以探索：如亟需制定統一和公開的征地補償標準，避免土地補償的隨意性；應嘗試建立征地補償調節基金，解決土地補償因用地項目不同而差距太大的問題；要拓寬征地補償的形式，允許采取留地安置、扶持企業、安排耕地開墾項目等政策補償辦法，使征地農民繼續發展經濟、增加收入；應試行改土地征用為土地合作、改一次補償為分年支付的辦法，兼顧各方利益；允許有條件的建設項目發行土地債券，以債券收益折抵部分土地補償費。 張龍學（未央區張千戶村村民）：工人下崗后能拿最低生活保障費，我們農民失去土地"下崗"后，就只能靠自己，這對失地農民來說很不公平。我認為，我們應該仿照城鎮職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以解決我們生活上的后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