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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社會科學院院長　陳澍 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有一個組織問題，組織得好，發展就會有序；組織不好，就會一團糟。三農問題也一樣。 從組織角度說，我認為要解決三農問題，首先必須有組織地想盡一切辦法削減農村人口。這里說的農村人口，不僅指農村富余勞動力，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人口。 就我們已經認識到的方式，農村富余勞動力問題的解決主要應該依靠發展鄉鎮中小企業。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改變對農業的投資方向和方式。 我們現在對農村和農業的資金投入切塊太多，過于分散。比如退耕還林，全國總共大概投入９００多億元，分１０年到位。這期間，有關農民可以得到５至８年的口糧保證。如果５至８年內，我們通過有組織地推進城鎮化建設和發展中小企業，再輔以各種形式的移民措施，盡可能地將農民相對集中，將資金統籌用好、用活，農村問題就可望解決。 但這不是在地方政府層面上可以做到的，而要從國家高度考慮。 農產品走向市場同樣需要組織。這里主要指中介組織。一說到組織，有人就會聯想到人民公社、大一統、計劃經濟，就會反感。其實農業發展離不開“計劃經濟”，問題在于由誰計劃，如何計劃。我曾在德國考察當地農場，看到了真正的“農業計劃經濟”，比如農民養豬。每一頭豬出生時都會登記戶口，建立檔案。從豬的全部生長過程，一直到這頭豬最終被賣到什么地方，賣給了什么人，賣時有多重等等，都有詳細的跟蹤記錄。這些事情都是中介組織在做。甚至，中介組織還制定養豬數量分配計劃，哪里能養多少頭豬都是有計劃的。中介組織背后是政府的配套政策支持，比如遇上天災人禍，政府可以根據政策給予農民補貼。 再比如目前較為敏感的農村土地問題，也需要有組織地考慮解決辦法： 農村土地問題中存在著一對矛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成功的改革實踐，對于解決農民基本生活保障，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放農村生產力，穩定農村社會，都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經濟學基本常識告訴我們，規模是效率的保證。目前這種分散經營狀態，顯然談不上什么規模效益。而且農民各自將農產品分散進入市場，成本過高，加上信息不對稱，根本無法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但如果任由大量資本進入，搞集中、規模經營，又會出現新問題——就像巴西的實踐——城鎮化水平很高，貧富差距也很大，各種社會矛盾突出。 所以，在農村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應當讓農民可以參與其中，切實得到實惠。這一點，也需要國家從戰略高度統籌考慮，組織實施。（文由記者郭彥英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