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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農產品價格“過山車”困局——
建立完善的農產品產銷體系是關鍵

    嘉賓：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貿易系主任 洪濤

    一段時間以來，我國農副產品市場不時出現價格大幅波動的現象。面對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我們究竟該如何科學、理性地看待？農產品流通體系不暢是否真的是價格上漲的“幕后推手”？特大型城市在農產品供應以及流通上面臨著怎樣的挑戰？“農超對接”是否是優化農產品流通渠道的唯一模式？隨著農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農產品流通領域也備受關注。

    今天，我們特邀請洪濤教授走進本期的對話欄目，就目前的農產品價格上漲現象以及農產品流通體系的建立等問題進行探討。

    主持人：近年來，農產品漲價潮背后的風險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擔憂，而價格上漲主要是蔬菜價格的上漲，這種現象尤其是在一些特大型城市表現得更為突出，您能給我們談談像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型城市在蔬菜消費上面臨著哪些巨大挑戰？

    洪濤：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這幾個特大型城市在蔬菜消費上面臨著以下幾個共同的挑戰。

    一是特大型城市的蔬菜需求巨大。一般而言，特大型城市都面臨著巨大的資源性挑戰，因此，消費品自給率一般較低，甚至農業產業在GDP總額所占的比例僅有1%甚至等于零。這樣的話，這些特大型城市其蔬菜占有率也比較低，主要依賴外省市的蔬菜供給。

    二是特大型城市播種面積大幅度下降。以北京為例，2002年至2010年北京市蔬菜播種面積逐年遞減。由2002年的12.2萬公頃下降到2010年的6.75萬公頃，下降幅度達到44.7%，至今除2007年外，均未超過70000公頃。

    三是特大型城市自給量大幅度減少。隨著北京市蔬菜播種面積和產量的減少，北京市自產蔬菜的數量越來越有限，更多地依賴外埠供給，自產蔬菜由2002年的545.6萬噸跌至2011年的296.9萬噸，下降幅度達到45.6%。總體而言，從市場供應層面角度分析，北京市蔬菜的自給水平基本穩定在11%左右，水平較低。

    四是特大型城市消費量大幅度增加。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型城市有著一般城市所沒有的蔬菜消費量，如2011年北京有居民2018.6萬人，有全國各地游客2.1億人次，有境外游客520.4萬人，有外國商務人員5萬人。這么巨大的人流量帶來巨大的蔬菜消費量，因此，北京80%~90%以上的蔬菜來自于周邊區域或者長途跋涉于海南、新疆，甚至國外。

    五是特大型城市“最后一公里”成本上升。許多特大型城市都將蔬菜批發市場建設在郊區，而城市內部都有嚴格的交通管制，因此，從郊區進入城區后，許多蔬菜價格大幅度上漲，主要是制度性物流成本上升，還有店鋪管理費用、以及人工成本、攤位成本、經營過程中的管理費及其稅收等等，于是使得城郊蔬菜批發市場的價格與城市零售終端蔬菜價格相差10多倍，這被稱為“一公里”現象。

    主持人：近年來，主糧、雜糧、蔬菜、食用油等接二連三地漲價，那么，您認為，導致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洪濤：農產品價格上漲是多方面的原因導致的。但農產品價格高的一個根本原因是農產品的制度成本較高，占到了成本中的70~80%。如較高的路橋費使長途遠銷的農產品成本提高，較高的罰款使農產品成本提高。雖然現在設立了綠色通道，但這是限制品種的，除了白菜、大豆等，其他農產品還是要收過橋費的。

    第二個是流通成本。科學技術水平導致現有的物配過程當中成本比較高，但成本高又不僅僅是環節成本，還有網點不均、物配效益不高等成本，這個占到成本中的10~20%左右。現在普遍把制度成本與流通成本混為一談，認為物價高應該降低流通成本，這是不對的。

    第三個是農民生產成本在逐步增長。土地不斷減少，生產資料，如種子、化肥的價格都在增加，這些都是導致農產品價格上升的因素。有人專門計算過，白菜、蘿卜、土豆，即使一分錢都不要，拿到北京來賣，也是要5、6毛一斤，這不不包括農業科技投入、水、電、油等開銷。

    第四個是農產品金融化現象。農產品本來就是一種普通產品，但通過炒作就可能大幅度上漲，如最近的雞蛋、大蒜，這兩者現在都不應該上漲，為什么？因為現在這兩種農產品都是銷售淡季，而且還都是生產的高峰期。因此，農產品金融現象應該引起我們注意。

    主持人：農產品價格一頭連著農民，一頭連著消費者。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點，也就是如何破解當前農產品價格“過山車”的困局？

    洪濤：要想農產品價格波動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類，我們需要建立健全一個完善的農產品產銷體系。

    首先，應該鼓勵農民安心生產。農民最擅長的就是生產，讓他們去銷售，就是給農民壓力，就不能讓農民安心生產。然后，我們應給他們做好全產業化的服務，做好信息服務、產前服務、產中服務、產后服務，使他們更便利地去生產、銷售。

    其次，要重視農產品流通。就拿北京來說，把所有蔬菜、水果都擋在四環以外，小型車進城，都沒地方停靠。一定要注意特大型城市的農產品流通。因此，這就要求通過制度變革來降低制度成本，這是解決農產品市場平穩運行的一個長期遠行的機制，也是一個根本性的機制，這個長效機制不建立，農產品產量和價格波動的問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再次，要提高保障率。這就需要建立相應的保障體系，包括財政體系、稅收體系、金融體系、保險體系、信息體系、應急體系，共同對我國農產品生產流通的正常進行提供重要的保障。

    主持人：針對我國不斷高漲的農產品價格，有專家認為，農產品價格暴漲的主要原因是流通環節成本過高，應該提倡大力縮短流通環節以減少成本，有人甚至建議“零流通環節”。對于農產品“短流通”的說法，您怎么看？

    洪濤：我認為農產品“短流通”是一個偽命題。流通環節不正當的層層加價確實是造成農產品價格偏高的原因之一。農產品從田間地頭到餐桌，一般要經歷“收購商”、“區域市場”、“批發市場”、“二級批發”、“農貿市場、早市、社區農產品供應點、超市農產品供應點”等五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存在成本問題，導致層層加價，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農產品價格。

    短流通是一個偽命題：新疆—北京、海南—北京的流通渠道就不可能短，但是銷地適當提高自給率是可行的，北京農產品水果自給率15%，農產品水果價格上漲后自給率提高到35%，如果能提高自給率會更加符合低碳經濟的要求，避免“菜價整成肉價錢”。環節既不是越短越好，也不是越長越好。不同生產品種的環節多少是不一樣的。如果我們一概而論減少環節、降低流通成本、縮短所謂的流通渠道，反而會增加不必要的流通成本。所以農產品流通過程中應該堅持少環節，而不是“一刀切”地追求“零環節”。

    主持人：現在為了更好地提高農民銷售農產品的自主權和保障農民的收益，不少地方在實行“農超對接”，您覺得這個銷售渠道是不是真的能解決農產品上漲的問題？

    洪濤：我的看法是，“農超對接”不應成為單一渠道，并且對于這個方式我們也要辯證來看待。比如，“農超對接”雖然給農民提供了將農產品外送的渠道，也削弱了農民的優勢地位，這個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巧立名目收費，比如入場費等等。各種形式的收費會讓農民負擔加重，違背農超對接的初衷。

    二是周轉時間太長。對于農民來說，平時買賣多是現金結算，而超市采用銀行結算，并有時間不定的付款期。若以每車10噸菜，貨值2萬元計算，若結算時間達一個月，就是60萬元的貨款，對于農民來說，這筆錢不是小數目。

    三是條件苛刻，借標準來壓價。超市原本與合作社簽訂了合約，但在菜價下跌時，超市就想壓低收購價，不便公開違約，就以產品賣相不好等種種理由拒收農產品。

    農產品流通不應只是“農超對接”，還應包括“農餐對接”、“農基對接”、“農批對接”、“農消對接”（周末菜市場），應探索多種農產品“供應鏈模式”，如生產組織主導的供應鏈、批發市場主導的供應鏈、零售企業主導的供應鏈、物流配送企業主導的供應鏈、物流園區主導的供應鏈等。單一的渠道體系不利于保護農民利益。